很多朋友认为，日本的“阴阳道”及“阴阳师”是该国独创的“阴阳学”产物。
实则不然。
根据学者的考证，“阴阳道”的起源可追溯到东周时期百家争鸣期间的阴阳五行学说。在科学洪荒时期，为了躲避自然灾害，人们希望以某种方式来预测自然的异变，于是，以《易经》为指导书的“阴阳五行说”扶摇直上，成为了一门热门学说。
一些后世学者认为，《易经》的本质只是一部占卜之书，只因为孔子曾对其进行过转述，再加上后人的穿凿附会所以才成名了，其本身并不具备成为学术之本的价值。不可否认的是，《易经》的确是一部用于占卜、巫术的“指导书”，但是它的内涵却远不止于此。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兴烛，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兴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通过这段文字来看，郢收燕说的结果是善莫大焉的，由此可见，《易经》中存在一些正面能量，我们不能听信一家之言就否定其价值。
《易经》虽是通过“阴阳”之理来解读万事万物，但解读的方式却不仅仅局限在“阴阳”二元上。易经中的“易”，说的就是变化和变通的道理，“动极则极静，静极则极动”，这就是在告诉世人：切莫以固化思维去理解事物。
正因为《易经》中的易理变化莫测，所以古往今来懂得应用者少之又少。持有不同思想的学者，在阅读《易经》时能得到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悟，而这些思想感悟既矛盾又统一，既对立又和谐。所以说，《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一种兼容却不刻板之精神。
随着中国的五经传到日本，日本将《易经》等典籍视作珍贵的外国科学，并将其善用到了“阴阳道”之中。最早开始汲取易经文化的日本人，便是圣德太子。
根据日本官史记载，推古天皇十年，“百济僧侣观勒来此，历本、天文地理书、遁甲方术书也一并带来”。在当时，日本人里唯有圣德太子明白汲取这些外来养料的重要性，并立志将来自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应用到本土，就此开启了日本的“阴阳道”历史。
继圣德太子之后，阴阳道一度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在当时，日本的阴阳师以此进行占卜，占卜的内容森罗万象。例如：天皇是否能堪当大任，国运是否能昌隆，以及坊间庶民之事，皆可应用阴阳道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阴阳道绝非封建迷信，而是源于《易经》的自然之理。在后来的几位天皇执政期间，阴阳道逐渐发展壮大。为了防止阴阳道遭到反天皇组织的利用，于是，天武天皇建立了机构“阴阳寮”。
从字面上来看，这一机构有点像是中国的“司天监”，实则不然。从职能上来看，阴阳寮更像是我国古代的国子监，其职能更多在于研究而不是卜算。除此之外，随着阴阳道的盛行，这门学说逐渐融入到了日本的律法制度之中，统治者规定：普通人不得拥有《河图》、《洛书》等阴阳学典籍，彻底将阴阳学打造成官方专属的独占工具。
在当时，能够执掌阴阳寮的人，便相当于拥有了“官方解释权”。根据阴阳道的理论，阴阳寮可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解读和诠释，并给出自己的见解。显然，这一时期的阴阳道已充满了政治色彩，所以在奈良时期以后，天皇开始将阴阳道作为蛊惑民众的一种手段。所有掌握了阴阳道的阴阳师，都要受到国家的管理和监视。
就像是近年来火爆各平台的某款游戏中提到的那样，阴阳道在平安时期最为盛行。在当时的阴阳寮中，天皇设立了最高长官“阴阳头”，其属下有一位阴阳博士、一位天文博士、一位历法博士、两位漏刻博士及六位阴阳师。到了平安中期，出现了以为大成的阴阳师安倍晴明，阴阳道达到了鼎盛时期。阴阳道主要分成了历道和天文道两大家，分别为贺茂家和安倍家。
可以说，这一时期这些阴阳师所负责的工作便与中国古代的司天监职员如出一辙了。不过，日本的阴阳寮比司天监更具话语权。因为，他们拥有诠释一切且不容常人辩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凌驾于官僚之上的。到了靠武力吃饭的战国时代，阴阳道并不吃香了。直到德川家康开设江户幕府的时候，五行兴替的思想才再次被搬了出来。
此时，安倍家直系后裔土御门家再次兴旺，嗣子断绝的贺茂家也凭借的支流幸德井家再兴，不过，到了江户时代中期，土御门泰福为长的土御门神道终于取得了全日本阴阳师的支配权。直到明治时代，阴阳道被以“淫祠邪教”的名义废止，部分内容被以民间信仰的名义残存下来，神社神道与阴阳道彻底决裂了。
上述便是日本最真实的“阴阳道”，至于那些光怪陆离的妖怪传说，大抵是阴阳师为了控制民众思想所捏造的说辞，相比于“阴阳道”本身，反倒是不值一提的。
参考资料：
【《世界十大宗教的创始人及经典》、《日本阴阳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