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谐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一个和谐社会不和谐的声音
——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公开信
值此“信访年”之际，我以粗放的笔触讲述自己近二十四年来的真实的“信访人生”经历。意在让你看到在基层“权力”导致的“不公正”的问题，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从而不辱“信访年”所承载的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大爱！
我叫张城（曾用名，张程），男，一九五三年正月初八生于重庆市酉阳县的龚淮镇。户藉地为：本市黔江区城南社区。
……一九七0年上山下乡，一九七二年返回龚滩街道从事钟表修理等，值至一九八0年参加工作。
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我被酉阳司法机关错抓、错判二年徒刑。
……法庭上，审判长宣读了案卷里“三?七分成”的证言。其实是“一、九分成”(即百分之十的纯利作为公司收入，剩下的百分之九十补原在土产公司的经营亏损和自己所得。但被公司法人代表等人违心地做了伪证)。然而，“三、七分成”在当时被囚禁的我看来，也如同救命稻草一般一一因为：任何分成的关系都是承包的客体，于是据此力辨……公诉人说：“审判长，被告在法庭上宣传马列主义，像这样搞下去要搞到什么时候？”显然，公诉人自觉理屈词穷，希望早早收场(其实我只是剖析、强调了分成与承包的关系。哪懂什么马列主义，此刻想起既脸红也可笑)!
一个无罪人遭受了有罪判决，于是我上诉了，检察院又以“判决理由”不成立，“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抗诉书的核心论点是：“按，被告的辩解，“三?七分成”属承包，在被告所经营的三笔红麻并非盈利而是亏本，又怎能“三?七分成”呢？因此，我院认为判决书认定被告“三?七分成”不能成立。”事实上，所以叫承包，就是因先有对诸如“三?七分成”之类的经济关系的确立。盈也好，亏也罢，都是经营运动的价值表现。因此，它不影响“三?七分成”的既定性。……一个文明社会的文化，也在当事人受到践踏的同时，也遭受到莫大的亵渎)。结果“抗诉”也同被驳回。
小老百姓的理性在“权力”面前，就如同一张小小的薄纸，要想把你变成什么形态都可以，都可能。
共和国监狱不关无罪人，然而我就像一个小小的纸团一样，被扔进了监仓……
我的命运真如一张小小的薄纸!
两年后，刑满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到涪陵中院“上访”，涪中院韦新荣庭长接待了我。我申辩说：“既然二审没否认一审对，“三、七分成”的经济关系的认定，却又以“承包”，“查无依据”为由，维持了原判，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三、七分成”是承包的客体，所以我认为二审的裁定是个错误”。韦说：“实事求是，错了我们纠正。你回去，我们会给你答复的。”于是我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龚滩。
大约两个月后，我得到的答复是：维持原判。
我感到悲哀!
一天，我在龚滩见到了时任酉阳法院院长的冉启鸥，于是上前述说理由。当冉听完我的诉说后，说：“问题在于酉阳检察院至今不认为它那个是错的。”一下子我明白了……悲哀也好，无助也’罢，只有继续“申诉”才会有“公正”的希望……“申诉书”不停地寄出，“上访”只要身上有钱就前往……涪陵、成都似乎承载而待发着我祈盼的“公正”!
大约是八九年吧，涪陵地区政法委常务书记，李振华给酉阳政法委书记付扶林写了封信，责成酉阳“实事求是”解决。付看完信后就叫我去找检察长陈永富。陈在听我辩析时，大发雷霆，问道：“哪个叫你来找我？”我说：“付书记。”他气急败坏地说：“妈那个X，乱弹琴！……”面对强势，我无可奈何……。
承包是改革后的产物。在本案中，虽未否认“承包”的社会存在，却又无视“分成关系”作为“承包”所特有的客观表现。这不能不说是荒唐、可笑的!
改革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我深信，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我的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裁决！
黔江从涪陵划分出来了。我怀着不变的信念，走进了黔江中院。我以为新的建制会给我带来新的希望。可是非但如此，却是更加的糟糕一一无法忘记的是：大约是九一年吧。在后来任四川高院院长的李少平的帮助下，本案在高院得以立案。数月后，办案人把我通知到高院刑二庭的办公室门外，大声说：“老张，本来我认为你的案子应该纠正，但领导不同意。你们黔江中院说：这个案子要纠，他们自己纠。”
在黔江中院告申庭的办公室里只听说：高院在一张方格纸上
写下了：“作好息诉工作”的话。
让人不得其解的是：高院既然立了案，怎么不正面作答呢？这样的处理结果，在我国的诉讼法中是找不到依据的。
此后长达十年之久，我在黔江中院连案都立不了……
二000年，黔江中院的主要领导退居了。分管“告申”的副院长终于在我的“申诉书”上签下了，可以改写我命运的“名字”，同时新任的院长也在对这个早知“有争议”的案子的立案“裁定书”上签下了他的大名。……二00一年三月五日，一桩维持了(差三天)就整整十六年又五月的错案，得到了黔江中院的判决：”被告人张程无罪。”
我伤心地哭了……我的青春、我对生活的热望与人生的追求，全都被“权力”吞灭了!
案子结了，但留给我的现实与社会的思考是残酷、沉重的：
三十二岁后的十七年，是人生中最具可塑性的岁月；这十七年里，“申诉”、“上访”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和命运被“权力”扭曲和改变；
同样的权力，在伸展中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以它践踏公民的权利，后者用权力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同在一片兰天下，同在一面党旗下宣过誓，同受党的教育、培养几十年，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差距竞如此之大？
我又从纸团变成看似平展的小小薄纸，但实际上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看，平展都已消逝了。
……我怀着十多年来少有的轻松与欢悦，走进了酉阳县政府：要求给我落实政策（本人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调往本县广播电视局，并已报到）。我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因为罪案已被推翻)。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也还是个悬望。
二00一年，时任县长的龚泽民在他的办公室里收下了我呈送的“申请书”和“司法建议函”。李方宇任县长伊始，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信访办”主任接待了我。李当时说：“尊重法律，尊重事实”。
很快调查有结论了。可是方宇县长的两个“尊重”却未在我“问题”上出现(我相信县长的两个“尊重”的“沉落”，自然是有原因的)。
……直至二00八年八月初，在“信访办”的安排下，我在信访大厅见到了新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陈勇。但电视台姚台长，却当陈书记的面说：“任职三年多来，从未收到过张城的任何东西，也不认识他”(如果电视台说的是真话，那么说假话的就是“信访办”。但不管说假的是谁，我的正当权利被蔑视、被践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值得提及的是：现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杨清海、在时任广电局长时，我就曾找过他。他当时说：“只要收到你的东西，办就是了”)。
二00八年八月三十日，酉阳电视台向我递交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意见书”中以两个核心问题拒绝了我落实政策的请求。即一、以“一九八五、二十五”号文件，限制终止我的调动；二、以“未在广播电视局上过一天班，领过一分文钱工资，也就是说你未与广播电视局形成真正的劳动事实关系。”
当代著名作家叶永烈说：“历史铁的原则是客观事实”。它既是格言，更具哲理，是共产党人和它的机关在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上的守则。我不能不驳斥酉阳电视台的两个理由：一、“一九八五，二十五”号文件，是一纸未执行的文件。那么也就是：从八五年元月到八六年十二月底，在乡企局所有调动中，无一人的调函是经县政府批准和签有字的。然而电视台为什么一定要我的调动经政府批和签字呢？二、既然我是被错抓、错判、那么电视 台却又以因错抓、错判才导致的‘‘从未在广播电视局上过一天班……”为由，而拒绝予以落实政策，这不是无视常识，不顾最起码的逻辑，又是什么？这不正是在肯定错误判决的有效性吗？
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处理意见书”中，居然捏造事实(请见“意见书”)末页上的“在办理其它具体手续时被终止，即调动也就同时终止，所以你的工作调动为无效调动。”
是什么具体手续被“终止”了？是什么单位或组织出面予以“终止”了？是什么人具体经办的“终止”？
一份代表着“国家意识”的文书，竟然不顾客观事实的、任意凭空捏造……使人不得不联想到那，“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
只有心灵肮脏， 品质卑劣的人才会做“捏造”的事；只有在
不正常的政治环境里，“捏造”的人才有“玩世”的空间!
而电视台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再次受到“权力”的践踏。
任何个人、团体在工作中都难免不办错事或犯错误。但是任何一个心灵健康的人，都会以积极的方式、诚恳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过失或错犯。
而酉阳电视台对它自己错误的态度，让人感到遗憾和感叹。有人还在大叫其冤(居然说：“司法机关办错了，就该司法机关落实。与我电视台有啥关系？”)，从而企图再次把我推到一个极端。
是谁冤？是谁该叫冤？
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具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从这里找到答案：
一个二十多年来还在为“公正”呼叫而声嘶力竭，而另一个却在以“权力”继续践踏着他的权利；一个具有近四十年工龄的人，还居无定所，过着举债度日的生活，相反另一个“权力”拥有者挥金如土，一夜竟赌掉十几万……；
是谁该喊冤？用“党性”这面镜子照照看：
是谁用事实上不能成立的理由，从而剥夺了一个经受二十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的权利？
是谁以“捏造”之能事，从而玷污“党性”，践踏公理？!
我深知我无“权力”去指说谁该负什么责任。但作为公民与当事人，我想我应该这样说：
如果，全市都像“酉阳电视台”那样不顾事实地对待“上访人”，全市将会有多少人仍处于“不公正”的状态？
如果，全市都像“酉阳电视台”那样以已为中心，党和政府的地位与威严何在？!
如果，“酉阳电视台”对“信访当事人”，滥用公权的行为，也被视为一种正常状态，那么我们的“信访年”，还能健康有序的开展吗？！
本案虽是个案，甚而也许是孤例。但这个小小的案子却延续，演绎了二十多年的曲折人生……
我以为，人生最惨烈的精神痛苦，也许莫过于：在充满阳光的社会环境里，因人的因素所制造的“不公正”，而又让人在长期抗争与期待中，遭遇着长期的“不公正”的际遇，由而产生的煎熬(在我的心里，这就是残酷与迫害的诠释)。
我又变成了纸团，被人扔进了垃圾箱里！平展，那本已糟糕了的平展，又会何时再出现？!
……即使是洋洋洒洒的数以十万文字，也难以诉尽，这在煎熬中的二十多年的人间苍桑。
从去年的“书记大接访”，到今年的“信访年”，新到的县委书记亲自接待过我，并当面说：“看来老张受了很多苦，信访办妥善解决(好像不是“妥善解决”，而是一句大意相同的话)”。之后又据说把我写给他的信转交给了电视台；分管的刘毅副县长也将我投寄的信转批了电视台……一些知情的领导，也心怀同情。
我的现状是：三月十六日市信访办为我主动立了案，按说本月十六日应该结案。但四月底时又变成了“交办案”，那么也就是说按规定又应当七月三十日前结案。这种变迁的结果使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的行为变得合法化。而让人不得要发问的是：案子本身复杂到了必须要二月三月才能结吗（请阅我附送的有关调动资料）？
这种“程序游戏”在我身上演绎太多太久了……，去年“书记大接访”中电视台也敢开顶风船，谁能保证我今年就无人继续“侵害”我了呢？！
书记，二十多年来，我都在理性的诉求（直到去年“大接访”后，我才开始在“激动”的状态）……。五十六年来，我除了因欠债而受到一些非议外，就仅仅出于一个“动物”最本能的冲动与欲望，而有越于这个社会的规范外，好“公民”我也当之无愧。
熙来，你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在您知晓这个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伤痛”的故事后，也会无动于衷吗？我想是绝对不会的！
老兄（请允许我这样称呼——虽然我们之间地位十分悬殊，但我们的年龄却极为相近），您知道吗，我的处境何等艰难，也许某一天只好选择：“舍已救儿了”！
敬颂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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