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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sub] 全国统一高考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四中学考点门外，陪考的家长们坐在一起交谈。虽然当地“坚决打击各种高考舞弊行为”，很多家长们讨论的话题离不开如何作弊。 [/sub][/size][size=3]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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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sub][size=3] 6月8日中午，全国统一高考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三中学考点门外，一名考生(左二)在与场外发送答案的青年男子(右二)交流。这位女生抱怨自己收到的选择题答案不完整，对男子说：“你是从17题给我发进来的。”[/size][/sub] [/size]
[size=3] 吉林松原，一个古老的东北小城，因为疯狂的高考舞弊而以一种非常规状态进入大众视野。记者调查发现，吉林松原高考舞弊禁而不绝，不仅出现教师卖作弊器材获利，领导干部子弟被保送等问题，甚至在高考现场出现考生试卷被抢走抄袭的事件。而对考场上的舞弊行为，监考老师则称“不敢太深管”。(6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以我的经历而言，高考向来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严肃得让一些心理素质不好的人经常临场发挥失常。因此我实在不敢相信，居然还有地方是这样高考的：高三教师主动向学生出售作弊器材获利；有门路的人可以花钱“买场”，即事先买通监考老师和同一考场的其他考生；监考老师怕事后挨揍对作弊行为“不敢太深管”；不仅场外作弊生意红火，考场上居然可以抢劫一样直接把好学生的试卷抢来抄，以至于好学生答不完题……在震惊之余，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高考舞弊绝不只是松原一地的特有现象，充其量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从松原高考舞弊案中折射的，是基本防舞弊制度的虚设。比如，一个考场有哪些学生，由哪些老师监考，明明要求保密，并且监考老师实行考前抽签轮替，可这里居然能够事先“买场”；抢劫试卷都能发生，监考老师如果不是太怕挨揍，则只能是收受了好处。政府部门年年“严厉打击高考舞弊”，高考舞弊却在“严厉打击”的声音中走向疯狂和猖獗。这简直太让人失望了，对于所有没有参与舞弊的人来说，这都是赤裸裸的权利剥夺和利益侵犯。
就事论事谈防治高考舞弊，充其量只能算是治标，而且难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疯狂高考舞弊现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个疯狂的社会生态。比如在松原，混乱的领域也可能不只是高考；相反，连国家三令五申严格监督的高考尚且混乱如此，足见整个社会生态之状。权力摆平、金钱至上、拳头暴力、责任失伦、法律失尊，凡此种种在高考舞弊案中表现出来的乱象，一定同时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态之中。
高考舞弊的疯狂，很大程度上只是社会生态显示沉沦的一种体现，而不会是独立的现象。换言之，在这样一个的社会生态里，“严厉打击高考舞弊”只能贴在墙上，“啥招都使，只要能考上就光荣”才深刻在考生和家长的心里。高三老师可以出卖作弊器材，监考老师可以如此无原则，其他公职行业的责任伦理又能好到哪里去？舞弊生意能在“高压”之下做得如此红火，恕我猜测，其他违法犯罪也可能明目张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也可能不会高到哪里去，遇事首先想到的很有可能就是权钱摆平或者拳头摆平。
地域范围的社会生态变化之外，另一种整体意义的大学集体沉沦同样是高考舞弊日渐疯狂的重要原因。在“高教产业化”的背景下，“上大学如同买衣服”，谁有钱谁上，谁上谁拿文凭，而录取通知书只是入口处的一个凭证，凡是拿着这个的，不管是冒名顶替的还是疯狂抄来的，都能轻松毕业。假若大学更有责任感，即使舞弊者抄到了录取通知书，也完全可能毕不了业；倘若是“一抄定终生”，只要抄好了，入学之后不会有任何检验程序，再臭的真实水平也能轻松毕业，高考已然成为仅剩的最后一道关口，高考舞弊怎能不疯狂？[/size]
[b]单士兵独家评论[/b]：
[size=3] 今年吉林松原高考集体舞弊事件，较之以前的广东电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阳等地区发生的同类事件，在规模与影响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高考舞弊，无疑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高考集体舞弊形态，寓示着当前治理高考舞弊正在陷于某种“囚徒困境”——基于高考关系到一种底线公平，必须治理，而现实却始终呈现的治理乏力状态。
在一些地方权力生态恶化的语境下，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被广泛运用的情境下，当前高考舞弊到底可能进入怎样的情境，似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了。从一个人的罗彩霞，到一座小城的吉林松原，一切表明，高考作弊正在以一种无奈的宿命色彩，标注着这个时代有关公平与法治的尴尬。
治理高考舞弊到底为什么这么难，我以为，这背后其实有两个深刻社会大背景。一方面，就是高考本身负载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那一纸高考试卷，包含的，既有考生的个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有学校教育实绩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围绕着这些利益实现，必然演化出林林总总复杂的利益博弈；另外一方面，高考从来又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它牵动着社会各个部门领域。这其实就注定着，高考的运行，必须受社会整体生态影响。比如权力生态、道德生态、法治生态等等。可以说，一切的社会利益复杂博弈，一切的社会法治生态，都可能在高考中聚集。而高考也容易成为集中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落点。
也就是说，高考舞弊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依托着这样的思维，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道理很简单，种种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说明，产业化、垄断化的规模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带来更大利益收获。同样，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基于“被报复”的原因，表示“不敢太深管”，或者干脆不管，无疑寓示着当地司法生态本身就存在问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黑恶化的现实语境下，再去审视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源头活水”了。
这就是为什么治理高考舞弊总是陷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境地。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个人行为”上，只知道盲目迷信一纸法律的功能与权威，是很难从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真正走出来的。如果在更多的权力系统，在更多利益领域，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行政，不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那么，治理高考舞弊就会永远陷于“囚徒困境”。[/size]
[ 此帖被wisteriarui在2009-06-11 14:1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