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在抗战中的主要对手是日军的刺刀。在观看了各种国产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后，国人往往会认为大刀是克制日军刺刀的法宝，实际并不尽然，因为影视剧中很难再现比较真实的大刀与刺刀对拼的场面。例如电影《七七事变》中，有一段赵登禹师长与部下对练，最后用大刀将部下的步木仓一劈两半的情节，细心的观众很快就会发现，那支步木仓根本没有刺刀，持木仓者也没有任何拼刺的动作，只是将步木仓当作棍棒来抵挡大刀的进攻，迅速落败自然在所难免。真正的白刃战中，木仓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为主，目标在对方胸腹，而大刀限于其型制，以对敌上半身的劈砍为主，两者各有利弊。大刀防御敌方的直刺，只有将对方的木仓身或刺刀格开，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办到的。大刀的优势在于刀重势猛，砍上非死即伤，但其作用距离有限，必须尽量贴近敌人身体，因此最适合在工事、房屋、树林等空间有限的环境中使用。而在开阔地形或冲锋时，除非敌人在气势上被己方完全压倒，否则持大刀者难以占到便宜。同时，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较好的武术功底和身体素质，并经过长期练习，才能运用自如，而刺刀拼刺的训练则相对比较简单。此外，大刀对使用者的脚法要求也很高，因为大刀相对带刺刀的步木仓来说比较短，短兵破长器，要点在于脚下疾速灵活，因此武术家常有“短见长，脚下忙”的说法。吴殳说：“大刀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木仓杆，木仓杆被斫，不断折必粘住。杆被粘住，则不能闪转颠提，刀更进步，必伤人矣。”但是如果敌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战初期日军的体力和训练水平普遍在中国军队之上），“击实”之法将可能沦入最危险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败。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战斗中，大刀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作为辅助兵器也非常勉强。
由于大刀对抗刺刀时固有的弊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并试图从改进刀法上来加以克服。这里有几个人不能不提。清代末年，河北盐山县武术家黄林彪从天津纪氏处习得双手刀法，后传于弟子马凤图等。1925年前后，马凤图在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任参议时，将部分双手刀法改编成为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曾在西北军中进行推广。初年，天津人韩慕侠（1877～1954年）创办武馆， 1927年任天津市武术团教官。张学良对韩慕侠“尚武救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专门调拨1000名士兵组成武术团，任命韩为总教官。韩慕侠将“八卦形意”变通应用在大刀上，扇、砍、劈、剁、托、错，动作简单实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沦陷后，韩慕侠自断左腕，拒为汉奸所用，其民族气节令人钦佩。李尧臣（1876～1973年），河北冀县人，清末镖师。1931年，29军副军长佟麟阁聘请他为武术总教官，在山西阳泉练兵。李针对原有刀法比较复杂、未经良好训练则
很难发挥作用的弊端，结合传统的“六合刀”法，改进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连劈带刺，动作简单有效。以大刀对付敌刺刀时，常用的一招是：出刀时，刀斜向右下方，刀口朝自己，当对方刺刀直刺时，大刀斜向左上方抡动，以刀背磕开敌木仓，同时刀锋立即向前劈下，劈、砍连为一体，对手来不及回防，已经身首分离。李尧臣在29军中抽调骨干，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们传给全军。29军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所使用的正是这一套刀法。
但是，实战毕竟不是武术对练，特别在对付以现代化装备的敌寇时，这些刀法对于提高大刀这种原始兵器战斗力的有效性显然很微弱。即使是“喜峰口大捷”也不能证明大刀的有效性，尽管是突然发起的夜袭，而且进攻前还向敌军营帐投掷了大量手榴弹，歼敌总数也不过800余，29军自身阵亡却有近600人，王长海团副团长胡重鲁，营长王凤芝、苏东元均在夜袭蔡家峪之战中牺牲。虽然大部分伤亡是在撤退过程中发生的，但若换用其他任何一种兵器，取得的战果恐怕也不会在大刀之下。
同样是29军，同样是大刀，４年后的“七·七事变”中再未能取得类似喜峰口的战绩。长城抗战结束后，29军得以占据富庶的平津地区，斥巨资购入捷克等国制造的步、机木仓等先进武器，装备得以明显改善，但练习大刀作为部队传统仍得以保留。“七·七事变”爆发后，军长宋哲元组织抵抗，下达了“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的命令。７月11日夜，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再一次以大刀近战肉搏，其中一名19岁陈姓战士连砍日军13名并生擒一名，终以两个营伤亡近3/4的代价，夺回铁路桥。但最终宋哲元存有媾和之心，并未主动积极地继续进攻，虽然29军取得些许战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利的命运。28日，驻平津的日军增兵至３个师团，并进袭南苑、沙河。29军官兵以大刀和血肉之躯与敌飞机、坦克相搏，一天即伤亡5000人，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双双阵亡。当夜宋哲元率部向保定方向撤退，古都随之陷落。30日，驻天津的29军亦撤出天津南下。29军丢失平津后士气低落，不能再战，只能转至后方休整，大刀队自此成为绝唱。
可惜的是，大刀作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曾被过分滥用，后方媒体动辄出现“大刀报国”或“斩首××余”的字眼，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以夷制夷》中曾以“我斩敌二百、敌斩我二百”讽刺过这种现象。这种宣传的后果是，普通民众和士兵对大刀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误解。抗战之初，曾多次出现过中国军队手执大刀在日军机木仓和炮火扫射之下集体冲锋的例子，结果自然是白白地无谓牺牲。甚至有后方民众将募集来的款项全部用来购置大刀，历经艰辛送至前线，而部队却置之无用。
大刀的精神价值大于实战价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待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极少数例外（如由军法处或督战队使用），国民党正规军中已不再装备这种武器。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刘汝明的68军大刀队以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随后遭到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余人。尽管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都严重缺乏步木仓，但1939年以后正面战场上的肉搏战中，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改为使用刺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