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而知天命”的口服避孕药作为一种生育控制手段的“神奇药丸”走过了它最辉煌的黄金年代，但作为一种让现代女性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轻松、更自主的生活方式类药物，它的路，还光明而漫长。
革命性的药丸这种由西尔公司（Searle）生产的名为Enovid的小药片，两种主要成分——雌激素炔雌醇甲醚和孕激素异炔诺酮——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抑制卵巢排卵，令子宫颈黏液变得黏稠，干扰输卵管蠕动，改变子宫内膜厚度，从而从多个环节阻断精子与卵子结合并着床发育的可能。换言之，它承诺了一种可能：是否成为一名母亲以及何时成为一名母亲的选择权，可以完全掌握在女性一方手中。这之前，一名正常女性一旦开始有性生活，一生中便将面临400次左右的怀孕机会，如果每一次怀孕都以分娩为终点，她可能将成为多达20个孩子的母亲，如果她不想怀孕，则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安全期法）、性伴侣的配合（性交中断法或避孕套），以及危险而疼痛的堕胎手术。
作为世界上第一种给健康人长期服用的药物，口服避孕药一经上市，立即被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之妻、著名记者和剧作家克莱尔·布斯·鲁斯（Clare Boothe Luce）加以盛赞：“现代女性终于和男性一样，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了。”这和此前10年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做出的“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的论断恰好形成呼应。在口服避孕药迎来50岁生日之际，几乎每一家美国主流媒体都毫不吝啬地给出长篇大论的贺寿之词。《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指出，作为一种符号的口服避孕药革命性地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和女性角色。《纽约时报》的特别报道则提醒人们注意，被这小小药丸改变的，不仅是现代女性和她们的家庭、事业选择，还有FDA和此后的美国制药业。“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例行的向外部专家小组征询意见，对药物安全性问题的连续性审查评估，以及FDA和患者之间的直接沟通——现代药物审批的许多关键步骤都是在处理与口服避孕药有关的安全问题中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在哥伦比亚电视台（CBS）进行的调查中，52%的被调查者认为，口服避孕药的诞生是过去50年中最伟大的医学进展，4/5的人认为这种药物影响了整个美国社会。
作为一个有1200万育龄女性常规服用口服避孕药、80%的女性公民曾有口服避孕药使用史的国家，美国对于口服避孕药所倾注的热情很容易理解。但这种热情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到回应。50年里，口服避孕药，尤其是英语中“Pill”一词所特指的复方短效口服避孕药，从来没能在中国人的避孕方式选择中占据主要地位。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人口司2009年公布的全球避孕方式统计报告，在中国15岁到49岁的育龄女性中，现代避孕方式的普及率为86.2%，而美国的对应数字仅为68.1%。但是，中国女性使用最多的避孕方式依次为宫内节育器（39.6%）、女性输卵管绝育术（33.1%）、男性结扎术（6.9%）、避孕套（4.4%）、避孕针或避孕栓（0.6%），复方口服避孕药的普及率因为不足0.1%而在表格中未能显示。与之相对应，美国女性选择宫内节育器的比例仅有1.8%，口服避孕药的普及率则有18.3%。美国女性甚至都并非世界上最热衷于口服避孕药的一族，在德国，20岁到40岁的女性中，52.6%的人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全球排名第一，西欧国家育龄女性的平均口服避孕药使用率是46.2%。和中国在口服避孕药的应用状况上属于同一阵营的国家只有3个：佛得角，黎巴嫩，沙特阿拉伯。
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人民一道欢庆一种与本国国民关系并不大的药物的50寿辰，很可能会有附庸风雅之嫌。然而，当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回顾这种高度符号化的药物走过的漫长路程，审视它自身角色在不同时期的调适变化，尤其是近10年来几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传奇性复苏，一系列越来越被现代人加以深思的问题，却可能得到某种譬喻式的回答：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将无章法的人类问题转化成有确定性结论的技术问题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也面临着自身的挑战？对于萧伯纳做出的“科学从来就不会在不引起十几个新问题的前提下解决一个问题”的论断，现代科学——具体到现代医药技术——以及这些科学技术付诸实践所不可缺少的政府、社会和经济力量，是否可以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社会性的药丸在生殖医学界，通常使用美国生物学家雷蒙德·佩尔（Raymond Pearl）1933年提出的“佩尔指数”（Pearl Index）来衡量各种避孕方式的有效性。它的计算方法，是100个女性在一年内固定使用某种避孕方式但仍意外怀孕的次数。佩尔指数越小，说明避孕效果越好。平均佩尔指数在0.1到1之间的复方口服避孕药，无疑属于最有效避孕方式的第一队列。如果单纯从有效性上考量，半个世纪以来，复方口服避孕药的市场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数年，各个产品间的差异却并不大。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口服避孕药之父”之称的格里高利·平卡斯（Gregory Pincus）在波多黎各进行Enovid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时，佩尔指数甚至为零——整个试验期间，没有一名试验对象意外怀孕。
然而，与复方口服避孕药酝酿和诞生的那个年代相比，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第一个合成了现代口服避孕药的关键成分炔诺酮，从而为平卡斯的试验开辟道路的化学家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在其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The Pill，Pygmy Chimps，and Degas’Horse）中写道：“口服避孕药诞生于可能的最好的时机，成熟于最坏的时期。”
杰拉西口中的最好的时机，便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全世界的化学疗法革命。在这个新药物和新疗法不断被发明出来的全盛时期，制药公司、医学界、媒体和公众所看到的，全都是新发明和新发现所能带来的金光灿灿的好处。每一种令前人恐惧绝望的病痛似乎都可以找到医学上的解决办法，区别只在时间问题。人口爆炸所带来的资源耗竭，性别差异带给女性的不公待遇，这些原本从属于社会学范畴的问题，也开始被寄希望于医学的终极解决之道。
根据杰拉西的回忆，在60年代，由于担心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带来“一个无法控制的拥挤的世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和政客甚至建议，政府强制向食物和饮水中加入刚问世的避孕添加剂。而本来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研究的平卡斯之所以转为对口服避孕药倾注极大的热情，也源自著名女权运动家、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极力游说。
母亲的早逝和担任护士期间目睹贫困女性饱受生育之累的经历，使桑格成为一名激进的计划生育倡导者。从1916年开始，桑格为推广计划生育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但几天后就被勒令关闭；她出版了《计划生育评论》（Birth Control Review），倡导成立了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并组织了1927年的首届世界人口大会。然而，由于来自各方的阻力，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可以大规模推广的计划生育手段，所有这些努力的效果都十分有限。直到1950年，已经71岁的桑格在一场晚宴上，遇见了平卡斯。
与桑格会面时，平卡斯正处于人生中可能是最灰暗的时刻。这个当年在哈佛大学生物学系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因为1937年的一次学术不端行为而被哈佛大学以不再续聘的方式委婉地扫地出门。在大萧条时期，挈妇将雏的平卡斯为了维生，只好屈就于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1944年，为了赚一点外快，平卡斯与人一道创立了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从事当时热门的类固醇药物应用研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这个基金会一直艰难维持，为节约开支，在科学家的身份之外，平卡斯还要兼任实验室的门卫和清洁工。
桑格带给平卡斯的不仅是热情和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还有平卡斯所急需的大把资金。桑格将自己的资助人凯瑟琳·麦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介绍给了平卡斯。麦考米克是第一个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生物学学位的女性，但更重要的，几年前刚刚失去丈夫的她，也是3500万美元巨额遗产的继承人。这个富有的计划生育倡导者给平卡斯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尽快发明一种有效的口服避孕药，越快越好。她和桑格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等待。1953年，同意向平卡斯提供资助的麦考米克已经是78岁的垂垂老妪。
毫无疑问，平卡斯高效率完成了桑格和麦考米克交给他的任务。本身没有从事临床试验的资格，平卡斯成功说服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妇科专家约翰·罗克（John Rock）——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其一道开展口服避孕药的初期人体试验。为了获得当时还很昂贵的合成口服孕激素，平卡斯又说服了西尔公司，以伍斯特基金会另一位科学家奥斯卡·海彻（Oscar Hechter）发明的器官灌注法为代价，换来免费的试验药物。在小规模试验取得成功后，他再度动用自己的人际网络，在波多黎各进行了大规模的上市前临床试验。
然而，这种高效率背后，却也为口服避孕药的未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为了获得完美的试验结果，平卡斯从西尔公司提供的3种剂型（分别为10毫克、5毫克和2.5毫克）的孕激素中选择了剂量最高的一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没有一例意外妊娠。但是，现场主持波多黎各试验的艾迪瑞斯·雷（Edris Rice-Wray）却在当时就向平卡斯发出了警告：17%的试验对象出现了恶心、眩晕、头痛、胃痛和呕吐等症状。她直截了当地写信给平卡斯：“（10毫克剂量的Enovid）可能导致太多的副作用，很难被广泛接受。”
艾迪瑞斯·雷的警告并没有被平卡斯接受。他坚持认为，在波士顿进行的研究中，并未显示出那么严重的副作用，来自波多黎各的抱怨可能只是心理问题。此外，虽然水肿和恶心已经被确认为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但他觉得，与有效避孕带来的好处相比，这些不过是些微小的代价。即使是3名试验对象在试验进行期间的死亡也未能引起平卡斯的重视，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试验数据更漂亮，如何让对口服避孕药充满疑虑的FDA尽快通过对药物的审批。
1959年，西尔公司向FDA递交了将两年前已经获准用于月经紊乱治疗的Enovid用于避孕用途的上市申请。与之相伴的，是当时所有FDA审批药物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数据报告：897名女性在服用了10427个周期的Enovid后，“没有出现任何被医生认为是有害的副作用”。尽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FDA试图拖延Enovid的审批过程，但最后还是于1960年5月9日给出了放行信号，“药物是否获得批准只应与其安全性相关，不应牵扯道德考量”。
然而，欢庆胜利的口服避孕药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一场针对它的暴风骤雨，正在酝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