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柏林８月２日体育专电（记者马邦杰 潘治）德国人崇尚严肃理性，足球腐败在他们那里应该没有滋生泛滥的土壤，然而在德意志这片理性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鲜为人知、令人发指的足球腐败。其前因后果以及德国足协的应对方式，对中国足球现在和将来反腐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４０年前，德国（当时是联邦德国）足坛出了一个“宋卫平”。他名叫格·卡内拉斯，是个西班牙后裔。１９７１年７月６日，他把德国足协主席、国家队主教练等大批足球要员以及一些主流媒体的记者请到家中做客，庆祝他的五十大寿。
当大家赶到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盛宴大餐，而是一台录音机。播放键被按了下去，录音机吐出了一段德国足球历史上耸人听闻的丑闻。
录音机中播放的是卡内拉斯和一些德甲球员讨价还价打假球的对话。真凭实据摆在那里，德国足协被迫采取行动，结果发现来自７个德甲俱乐部的５０多名球员、两名教练和６名俱乐部官员参与打假球。这些涉案人员绝大多数都被终身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其中包括卡拉内斯本人，因为他也曾行贿对手故意输球。
在这一丑闻爆出之前，德国职业足球早已乱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国内转会市场上，到处都是黑金交易。１９６５年，德国足协发现柏林赫塔俱乐部做假账，于是进行严查，结果顺藤摸瓜查出一个更可怕的事实：几乎所有德甲俱乐部的账目都不干净。
此后的４０多年内，德国足球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腐败行为。原来德国足协迅速找到了腐败的根源，他们没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是马上对症下药，一举铲除了足球腐败的根源。
德国足球腐败和意大利的不同，与社会文化关系不大，根在规章制度。可以说：当时是不合理的制度迫使德国足球走向了集体腐败。
那时，为了确保职业联赛各队不会强弱悬殊，德国足协出台了“转会费封顶”和“球员工资封顶”的制度，每笔转会费不可超过５万德国马克，球员最高工资每月只有１２００德国马克，不到当时德国一个普通全职工人月工资（约３３０德国马克）的四倍。
另外，如果一旦球队从德甲降级，将直接被贬进业余联赛，球员将失去职业球员资格，变为业余球员，被迫再谋生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德甲球员铤而走险、通过打假球等非法手段赚钱。当时德甲俱乐部大多都很富有，５万德国马克的最高转会费成为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甩掉的枷锁。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完全是被不合理的制度逼出来的。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
集体腐败的丑闻爆出之后，德国足协废除了“转会费封顶”和“工资封顶”制度，同时成立了德国乙级职业联赛，保证德甲降级队球员能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改革落后不合理的制度，从根本上摒除腐败的根源。这就是德国足球反腐之道。
后来德国足坛又出现了一小撮以霍泽尔为首的“黑哨”，以及今年５月份的“波鸿审判”。这些裁判大多都被国外非法赌博集团控制，另加个人私欲膨胀，这些是诱惑他们走向犯罪的主因。
“霍泽尔事件”发生后，德国足协大幅度提高了职业裁判的收入，同时加大了对“黑哨”的惩罚力度，力求双管齐下肃清裁判队伍。由于跨国犯罪集团大举入侵足球赛场，单凭一国、一个足协的力量，已经无法保证自家足球的清白了，这是世界足球反腐面临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