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少年pi》里第一个故事精彩梦幻、第二个却一笔带过地话，那么《一九四二》则大篇幅地描绘了“第二个”现实故事，这里没有美好的奇异世界，这里残酷，冷峻，某些悲切令人不忍直视。 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蝗灾，三百万人饿死。“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冯小刚的电影保留了刘震云小说里的这句话，在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个人的悲惨只是你个人的大事，蒋委员长心里则另有其他，日寇步步紧逼，陕北盘踞着逐渐坐大的敌对武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场，战后世界格局与中国国际地位……与这些大事相比，河南的灾情未免来得不是时候。其实蒋委员长并非不信，只是不愿相信。如同王小波笔下花剌子模的君王，他拒绝听到关于河南任何坏消息，“灾是有的，但没那么严重。”直到看到《时代》记者拍到狗吃人尸的照片，蒋委员长才不得不承认灾难的存在，才开始杯水车薪的救援。 而几百万灾民，早已在逃荒路上奔走多时。在大灾面前，无论贫穷或富裕都无法幸免。电影里灾民这条线主要是张国立饰演的财主和冯远征饰演的佃户的旅途，财富在这个时候毫无帮助。储存了那么多粮食架不住饥饿土匪的吃大户，逃荒路上，经不起撤退士兵的哄抢，只能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一死于不同的非命，儿子在家被土匪戳死、儿媳生完孩子饿死、老婆悄无声息地饿死、小孩子最后被自己闷死，贫穷的呢，一样，病死饿死打死炸死，反正是各种死，让人想起了余华的《活着》，几百万人为了活命，往西边不停奔走，其实那边又能有什么呢，但无论如何，走下去，似乎就有活着的希望。 电影把灾民和官员、灾区和城市分两条线来叙述，不时穿插，两条线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某种程度来说，电影叙事不停地被中断，但这也形成了另一种强烈的对比，灾区的县长仍能用一桌好菜招待主席，陪都重庆歌照唱舞照跳夜夜笙歌，饥饿只是饥饿着的人自己的事。如同窝在影院舒服的椅子里看电影的观众，我们感叹剧中人悲惨，但这种同情显得廉价近乎虚伪，我们看到微博上层出不穷的惨剧，悲愤，转发，但也许下一条我们会转发一条笑话。并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总觉得哪里有些问题。电影里那些各色官员并不是脸谱化贪官污吏，省主席也会为了河南灾情四处奔走，但他们不是灾民，他们会流泪，会祈祷，可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倒是那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走得更远，更近。蒋委员长说得好，他怀念北伐时期的自己，一呼百应，毫无顾虑，能够真正与百姓站在一起，现在，已经不能那么单纯了。这话，对于远在陕北的敌对军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预言。 信仰有何作用？《少年pi》里，信仰让派在苦难中从容地活下来面对生命，但《一九四二》里张涵予的神父却在饥饿和炮火中迷失，看着小女孩美好的生命灰飞烟灭，他有了疑惑，为何上帝总打不赢魔鬼？他对外国神父说，他觉得自己的心里也住进了魔鬼。面过已成为过去的苦难，少年派可以做出选择，选择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但设若深陷苦难无法自拔永远也看不到尽头呢？电影里，人们都为了活着尝尽苦楚，却没有一个人选择自杀，他们都卑微地生存者，财主的读过书爱小猫的女儿宁愿自己被卖到妓院，只因想吃饱想活命，佃户愿意卖掉小女儿，徐帆在给孩子一个托付后自己把自己卖掉，如此凄凉，却没有人选择死。如同余华的《活着》，活下去是柔然而刚强的，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在苦难中，生更容易更有价值，还是死更容易更有价值，有时还真难以轻易判断谁更值得尊敬。真实的历史里，一无所有的父母，会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的儿女，女人们会被城里来的人贩子买走当老婆或卖到妓院，据说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不愿听到他们哭喊着要吃的东西。当然，也有人选择一家人倾其所有后饱餐一顿一起去死。 电影里的日军用军粮收买灾区人民，竟收获奇效，这一招蒋委员长称之为“阴险”，但委员长，河南正是你甩出去的包袱啊。对于大人物来说，我们都是蝼蚁，棋子，必要时可以是弃子。张默扮演的长工，被日本人长刀刺死，馒头在刀尖，绝妙的隐喻，给你吃，后面就是刀。从百姓的角度来说，这粮食吃还是不吃，是个问题。用司令官的话说，人饿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了。但大人物们让我们死，日本人让我们活，至于土地，跟我们何尝有一毛钱关系？所以，小说里说人民竟倒戈打中国军人，电影里没有正面表现，想必有着不小的顾虑，姜文的《鬼子来了》可在前头搁着呢。有人说，拍一九四二算什么，怎么不敢拍二十年后，请问这些人是外宾吗？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其实一九四二年这场饥荒中显露出来的问题已经为他的崩溃埋下了伏笔，贪污腐败泛滥，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行政效能极为低下，而社会力量又被严厉管控，这一切都是七年后失败的先兆。温故一九四二，温故而知新，要知道，可以饿死三百万，也可以饿死三千万，有时候有天灾，有时候是是诬陷为天灾，有时候可以逃荒，有时候却不让出去要饿死就饿死在自己家。也许那样的饥荒不会再来，但各种混乱未必会消失，如何选择，如何决定，值得每个人深思，值得大人物们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