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好多好多年，莫言終於來到了世界中心，說出了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裡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我終身難忘。』 莫言的母親被捉住，看守人走上前舉起手臂的那一剎那，就該從林子裡衝出來一頭餓虎一口咬死看守人。現實中當然沒出現老虎，否則恐怕也沒有後來的莫言了。現實中也沒有忽然刮起飛沙走石的大風把看守人眼睛迷住好讓莫言救走母親，現實中也沒有忽然來一場七級地震教看守人摔斷了腿反倒讓莫言母親救難扶傷。現實中也沒有小莫言跑回來擋在母親身前沖看守人叫道要打就打我吧。現實中更沒有莫言母親忽然變成了一隻野兔一溜煙跑不見了。現實中只有殘酷、怯懦和悔恨。現實，那存在於莫言回憶中的現實，在它裡面，只見無助的母親，和莫言無助的凝視，而不見莫言。 於是我們忽然懂了為什麼人要說故事，為什麼故事總要一再回到那最痛苦的記憶現場去上演，為什麼故事會既魔幻又真實，既殘酷又天真，既張狂又怯懦。最重要的是我們忽然懂了為什麼我們無權要求說故事的人去改造世界。就算世界大同，人人都變得像羔羊一樣溫馴，那天在麥田發生過的事終究是發生了，定格了，後來的世界再怎樣美好也於事無補。傷痛也不可能因為現實中的報仇或清算而消失，就像莫言的母親多年後說的：“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故事，它是為了過去那個受苦的自己和母親而說的，為了療傷，和安魂。 忽然懂了莫言的演講，就在看了《少年派》之後。這兩個文藝事件幾乎同時上演，互相印證，彼此補充，而帶來奇妙的啟示。對我來說，這就是一種生活中的神蹟。生活中的神蹟，它經常在旅途的冬夜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