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555,#ffffff,#000000,5][tr][td]
[attachment=6598326]
[font=楷体_GB2312]父亲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很威严的人。我们老家人的语言习惯里没有“威严”这个词，表示威严的时候他们用另外一个词：恶。于是我常常对别人说：“我爸恶得很。”
父亲的确“恶得很”。还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家有了一辆马车。那是父亲和母亲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奋斗了好几年的结果，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有一天，马车坏了，所有的零部件被父亲拆得七零八落。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兴奋得不知所措，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玩具的我们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就把两副弹子套偷偷地拿了出去，把里面的滚珠全部卸下来当玻璃弹弹。父亲回来后，接着修马车。修着修着他发现俩弹子套不见了，“你们俩拿了弹子套了？”他大声地问。我们不敢撒谎，就把俩空弹子套子和一把弄散了的钢珠送到了他的面前。父亲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扒开我俩的裤子，抡起他那粘满了黑黑稠稠的润滑油的巴掌在我们屁股上就是十几下。负痛之下的我们不由大哭起来，不耐烦的父亲瞪着眼大吼道：“不准哭，再哭还揍！”最后父亲是怎样弄来弹子套还是弄好弹子套把马车修好的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被揍了不准哭这一“潜规则”是从那一次就立下了。
一天晚上——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好像是已经上学了，八九岁的样子——我躺在被窝里，床前的火炉上搁着一土鼎罐酸菜，父亲和邻居宋三伯一人端着一碗苞谷烧一边喝一边交流教子心得。宋三伯说：“打娃儿不要用粗棍子，要用细竹条。细细的，长长的，‘嗖！’一鞭下去，马上就是一条红印。嘿！伤皮不伤骨。”“对头，确实是个好办法！”父亲赞许地点了点头，端起酒跟宋三伯碰了一下，深喝了一口后，扭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被窝里的我。我赶紧装闭上眼睡着，心里突突直跳。后来父亲果然如法炮制，我和弟弟的屁股上就都没少起过红红的竹条印痕。
父亲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跟弟弟都很少犯错，但也使我们变得平庸。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哥俩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旱鸭子。小伙伴们邀五喝六地去泥塘里凫水时，我们就乖乖地站在岸上看。不是怕被淹死，而是怕回去吃条子。因为父亲有办法，他只要用指甲在你的肚皮上一划，看印痕颜色的深浅就能判断你凫水了没有。
父亲的“恶”还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我们哥俩对他敬而远之。我考上师专，父亲送我到学校报到。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黄家云，先我一年进师专。家云见到我们父子俩，很高兴，请我们吃过饭后，坚持要带我们去校园各个角落转转，说是让我熟悉环境。来到篮球场，家云拿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执意要给我们父子俩留影。相片洗出来后，我一看，挺好的，蓝天白云下，穿着白T恤牛仔裤的我笑得很灿烂，一身蓝布中山装的父亲也是满脸喜气。不料家云却说：“咋搞的，父子俩离得那么远，当时我咋就没注意呢？”他在旁边自责不已，而我的心却深深震动：原来我与父亲并不亲密，这种距离感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潜意识里。原来我一直都是惧怕他的，长大了也是。母亲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经常黏着父亲，他只要一开门，我就怕他会离去，吵着闹着要跟爸爸去。我听了，恍若隔世，“真的吗?”我常常这样问。
然而父亲终是老了，虽说49年出生的他60都还不到，到9月间才满60岁，可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几十年来一直担任着我们凤山乡林场场长这一劳心劳力的职务，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了下来，前年的一场大病使他险些没从中医院走出来，出院后的父亲性情大变，失却了先前一贯的强悍之风，变得谨小慎微了。他开始听我的话，遇到稍微大一点的事，都要打电话来和我商量，我同意了他才做。老家的房子日渐破漏，有人出两万块钱想要买下来，他叫我回去商量，他说：“我寻思着，卖两万就把它一人一万分给你们兄弟俩，小品（我弟）要建房，你要买房，都需要钱。”我说不卖，那是二老几十年的心血，再破烂那也是一个纪念。一万块钱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自己能想办法解决。要换了以前，他绝对会训斥：“你小子长出息了，一万块钱是小数目？”但是现在他不这样了，嗫嚅着说：“那行，你说不卖就不卖吧。”
儿子出生了，父亲快60了才抱上孙子，心里特别舒坦，想好了一大堆名字，什么小奎呀、小贵的。我说我已经起了，叫正衢，正，是咱们族谱上的辈分，衢的意思是通畅的大道，大道就是大路，连在一起就是将来这娃要走正路，堂堂正正的大路。他说：“好，好！正齐好，正齐好，响亮又气派。”我说：“不是正齐是正衢。”他发了半天才把“衢”字的音发了出来，仍然说好。那一刻，我突然有些心酸，我眼中高大的父亲不见了，他变成了一个需要听命于我的孩子，那样弱小，那样可怜。我终于能自己作主并能作他的主了，但我并没有一丝成功的感觉，涌上心头的反而是无尽的伤感。
唉!父亲要是能一直“恶”下去那多好啊。[/font]
[/td][/tr][/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