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辈的人，尤其电影里描绘的“成功人士”都很喜欢略带骄傲地向年轻一辈谈论着他们理想主义的八零年代，白衣飘飘、吟诗作赋、散步游行，大家高谈阔论理想和主义，似乎站在宪政、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门口，但最终广场一声木仓响，关上了所有欢呼雀跃的大门。因而，出国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那个时代有识之士必然也无奈的选择。相比之下，电影里面签证处所谓的“我爱我的祖国”简直就像是舞台闹剧。 但是成功人士一般是拒绝敞开谈论他们真正的发迹史的，万事开头难的创业初期，当然也是成功之后甚至是值得炫耀的部分，但其间经历的种种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路径，一般也都是.......省略号带过，然后就淘到了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以及缔造了现在规模化的**帝国、**大王。核心省略号的部分，不仅电影里不愿透入，连理想主义八零年代的当事人，也基本都是想忽略的。但往往这些遮蔽的东西，实则才是更为“刻骨”的。八九之后所谓的下海成功，蕴含各种交媾路径的可能，关闭政治大门继而让所有人都疯狂转向经济大潮，不少有干劲的人只要愿意闯荡，基本都能获取或大或小的成功(其实也就是挣点大钱或挣点小钱)，里面当然会有绝对光明正大路径的可能，但更多的“成功”或许也更赖于同诸多深刻反对过的“恶”的“交合”。这种“自阉式”的成功，在我看来才是那一代“成功”人士最为可怜可悲可恨之根源。但很遗憾，片中的成功仅源于“三傻”某些所谓的技术层优势、非常时刻的勇气以及某种远见卓识的合力，这些东西在理想化的社会模型中或许可行，但在急速转型的年代里，仅靠这些，它的存在则更像是童话了。背弃最初年轻时的“理想”，投抱那些自己深刻反对过的“恶习”，才能抵达所谓的“成功”。这或许才是那个时代坐标体系中，给予这辈人最为深刻的嘲讽。 片中王阳的痛楚简化为美国妞累赘行李式的失恋，苏梅的离去也仅是因出国而出国，毫无说服力；而孟小峻的美国梦也仅简化为某种家族传统，这些简化都遥遥地背离了那场木仓声之后灰头丧气的悲凉氛围。至于程冬青后续的“成功”，除却他临场时的勇气，更应有面对时代强权时的“跪气”，二者合体才能到达这个社会最终弘扬的“成功”。这种成功最终以阉割式的刀法永久地切碎了那一辈人年轻时的呼喊与梦想。 也因而，这一代“阉割式成功”集中爆发到达某个顶点，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当年扒火车、赴广场的那一代人，当他们如今掌控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站在超乎想象的“成功”巅峰，遥指被他们瓜分贻尽的山河时，居无定所的八零九零们居然还要泪流满面地鼓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