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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剧照[/align]
神经喜剧就像一个专供不同性别、性格、阶级、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争斗的竞技场，并由一群优秀的演员来演绎这场人人都可以成为大赢家的幽默战争，而观众可以在一个安全但非常熟悉的距离上来审视好莱坞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复杂性，以及含糊而诙谐的本质。在《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中，大卫·O·拉塞尔为两个“疯子”搭建了这样一个竞技场，但最后的结果并非皆大欢喜，至少，爱情没赢。
[b]荡妇是个好护士[/b]
自弗兰克·卡普拉用《一夜风流》为神经喜剧开宗立派，这一类型片的基本套路近八十年来未曾有过本质上的改变：一对基于各自社会阶级和身世背景而形成敌对状态的欢喜冤家，在经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争执和误会之后，最终演化成爱慕情侣。《乌云背后的幸福线》虽然带有导演一成不变的对市井小人物的关注和喜剧化的描写，但在最基本的戏剧结构上依然遵循着神经喜剧的传统套路，即“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边缘人凑成了一对”。而且在神经喜剧中，神经质的女性角色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将深陷生活/婚姻泥沼的男主角解救出来，就像《育婴奇谭》的凯瑟琳·赫本拯救加里·格兰特，丽莎·明奈利让《阔少爷》达德利·摩尔得到救赎和自由，莉莉·汤普林在《衰鬼上错身》附体史蒂夫·马丁等等。《幸福线》同样如此，只是影片前25分钟将焦点集中于男主角帕特身上，很容易让人误会这其实是关于一个“疯子”如何回归正常家庭生活的传统励志故事。事实上，许多好莱坞电影都在强调困扰美国男性的个人矛盾，特别是他们在爱情与责任之间的选择，在家庭和个性之间的选择，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选择，《幸福线》没有在这一点上掘得更深刻，帕特从医院回家之后，无论是凌晨四点以“海明威不懂爱”为由折腾父母，还是在跑步的时候到原工作单位“骚扰”前同事，都是在向观众大声宣布：我有病，得治！
直到女主角蒂凡尼出现，困扰帕特的——同时也在困扰观众的——个人矛盾延伸到了另一个维度。从表面来看，导致蒂凡尼精神问题的是“丈夫的死”，但神经喜剧往往把女主角不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嵌入她本身固有的性格，并完全不顾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以，蒂凡尼可以在大街上对着帕特大吼：“我身体里本就具有一部分浪荡和懒惰的性格，但我喜欢，就像我喜欢我其他的性格一样。”这句话本身对以家庭形象至上的传统角色就是一个颠覆，所以在蒂凡尼的质问下，帕特不可能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他想要“回归正常”的动机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挽回前妻；而蒂凡尼没有这么高尚，她所做的一切——吃药、互诫会、跳舞等等——只是为了避免伤害其他人。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饰演帕特的布莱德利·库珀来说是一种限制，导致他的表演从情感变奏的角度来说近似于单音符。与之相反，蒂凡尼的复杂性赋予了詹妮弗·劳伦斯很大的表演空间，她可以把嗑药、滥交、脏话说得非常自然，并且让观众忘记她不符角色设定的年龄，而在角色本身留下的意淫空间——与11个人滥交——里肆意徜徉。
[b]家庭是种坏迷信[/b]
当然，神经喜剧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定是“回归正常”，但因为我们对这对冤家的古怪行为和人生态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我们并不期待这个过程一定要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规范甚至敷衍了事。在这一点上，大卫·O·拉塞尔延续了他在《斗士》 中使用的方式：通过一种古怪的家庭大融合，来达到爱情上的圆满。就像《斗士》中的哥俩有一个强势而固执的母亲，《幸福线》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强势、迷信但仁慈的父亲形象，而且在传统的神经喜剧(比如《迪兹先生进城》、《我的高德弗里》等经典)中，“孩子”在社会责任和爱情方面的成熟是由他们象征性的父母的教育来补充完成，但《幸福线》却恰恰相反，最终是由“孩子”来弥补代沟和貌合神离的家庭。
影片开场不久，我们从帕特对心理医生的叙述就可得知，他和他的父亲其实一种人——即便他竭力否认这一点。作为费城老鹰队的死忠球迷，老帕特的迷信和强迫症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大美利坚主义价值观，而且不合时宜。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帕特的躁郁症得不到有效治疗，老帕特的下场就会是他的未来。但设立这种市井小人物的家庭矛盾，仅仅是为了建立戏剧性的冲突，并通过再次肯定这个家庭矛盾和它的价值来解决这些戏剧冲突：作为传统家庭主妇的母亲不顾医生建议提前将儿子领回家，赌棍老爸以“赌球赢钱”为目的对儿子充满迷信般的期望，春风得意的哥哥对弟弟的嘲讽，这些矛盾对应的戏剧冲突是帕特在“回复正常”过程中所遭遇的生活困境，而最终要解决这一切的无疑是一次大规模的争吵，即影片临近结尾，在帕特家会客厅里的“巅峰对决”。这场戏很容易让人想起《斗士》中的艾米·亚当斯向马克·沃尔伯格一家开战的场面，蒂凡尼以体育解说员的范儿将老帕特驳得哑口无言，并最终引出了“双倍赌注”，从而将“帕特与蒂凡尼的爱情”与“家庭信念”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必须要承认，这种反复涉及的叙事策略增强了神经喜剧尊重传统的姿态，但就像影片对帕特的个人问题没有挖掘更深，对于家庭价值的描述同样是浮于表面的——这种个体平民主义的主题架构不具备触及大众灵魂的煽动性，但如果只论赋予观众简单的乐观主义和会心一笑，《幸福线》在这一点已经做得足够好。
[b]爱情是层窗户纸[/b]
在最好的神经/浪漫喜剧中，那些忠实于既定俗套和社会标准的动机一般会得到很好的伪装甚至被颠覆，对爱情的诉求并不是浪漫主义或乌托邦式的天真允诺，而是男女主角对立冲突本身的允诺。最典型的莫过于《当哈利预见莎莉》，在关于爱情、友谊和性的观点上，男女主角经历了漫长迂回的对峙，同时也是关于这个永恒话题没有标准答案的一种表现，所以观众可以像这对情侣本身一样，不承认最后的结合是偶然的。但在《幸福线》中，由于“双倍赌注”被赋予了太多家庭价值，使得帕特与蒂凡尼最后的拥吻只能被视为一种用来解决冲突的人为的情节设置。更重要的是，能够表现爱情的永远是风格和姿态——这也是神经喜剧区别于浪漫喜剧的标志——而不是爱的宣言和亲吻。
影片中，第一次确定帕特和蒂凡尼属于同一世界，是他俩第一次见面谈论起精神药物的时候。之后导演一直在以“帕特否认自己和蒂凡尼是一类人”来建立戏剧冲突，比如蒂凡尼故意加入帕特的晨跑时的争执，以及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的冲突——蒂凡尼暴怒掀桌(差点儿)显然带有一种导演引导式的表演痕迹。之后一系列的剧情转折无非是为最后的Happy Ending做铺垫：帕特“偶遇”骚扰蒂凡尼的矬男让蒂凡尼心生跳舞一计，球场“突发状况”引起家庭峰会并最终导致“双倍赌注”、蒂凡尼一句“无心之言”(“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让帕特发现前妻回信的猫腻，前妻在跳舞比赛现身让蒂凡尼情绪崩溃，以及最后的“我爱你，自打我遇到你的第一秒就知道了。”——说到底这原来是一个“一见钟情”的故事，只不过导演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捅破窗户纸。
事实上，影片真正能体现爱情发展的风格和姿态也只是神经喜剧最常用的方式，在帕特与蒂凡尼练舞的一段蒙太奇中，导演的镜头始终将两人置于同一画框，并用中近景来表现他们的若即若离——两人第一次约会之后的街头争吵同样如此。而最后的舞蹈，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布莱德利·库珀和詹妮弗·劳伦斯是天生舞者，甚至只能通过不停切换的其他人的面部表情镜头来共鸣：“两个疯子在这支难看的舞蹈中得到了救赎和爱情。”而最后胜利的，其实是老帕特，或者说是罗伯特·德尼罗，当他摇着儿子的肩膀说：“当生活在这一刻向你垂青而你不去回应，这是罪过。”这种基于黑帮片与神经喜剧所共通的、关于对家庭、爱情、生活的感悟令人动容。而当这对情侣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意识到，固执的个人信仰比起它所威胁到的传统的、精神上的、平等的价值毫不重要，那么所有的矛盾都会得到解决，这与他们在疯狂程度上究竟匹不匹配没有任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