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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永远比生活肤浅,生活比故事还像故事。
——题记
每当回忆起我那不靠谱的童年和不着调的青春时光,都不能不想起一个人——大明。
大明和我这一拨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一年了,也就是1979年,正赶上这一年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结果就像就像歌里所唱的:“神话般地掘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所以依照这强劲的势头如果我们不出现意外,笃定了要在党温暖的怀抱里幸福的生活。可是怎么说呢,命运多舛,造物弄人那。
大明三年级的时候和我同桌。十二岁的男孩,身材均匀,个头跟我差不多,光洁的脸上嵌着一个光光的鼻子,乌黑的眼珠总是挺神气地转来转去。一开始,老师刚分座位的时候,他两手叉腰,像飞蛾见了火似的,在我身前身后打量了一番后,就给我个下马威,把课桌四六开了,当然是我四他六.最初我很是提心吊胆,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死管住我的胳膊,所以日子也相安无事。
其实我心里也不服气,为了报复他,悄悄给他取了个日本名,叫“成语词典”。不过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最终没得到推广。因为他解释的成语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绝。有一天,学校有领导听课,老师讲的是语文,她是个很秀气的女老师,课上老师问道:“‘一目了然’啥意思?”
可能是后面有人听课,大明为了表现,把手举得老高。老师做了个漂亮的手势,神情优雅地对大明说道:“这位同学请说一下。”
大明仰着头,郑重其事地回答:“一只眼睛就可以看见。”
语惊四座。全场哗然……
一晃到了四年级,最明显的变化是,课桌由以前的四六开变成了五五开。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我就发现,我视力明显下降。最让我忐忑的是,我还长了个傻不啦几的个子,理所应当地坐在最后一排。正是这嘎小子大明帮我挨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直到我配了副眼镜。当时黑板上只要有题,他总是先帮我抄下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一阵,我脑子比以前机灵了,记忆力也蹭蹭增强。所以功课也没落下多少。
升级考试的时候,我肯定义不容辞地得让大明抄啊。抄袭没错,错就错在他往死里抄,连我的名字都没落下。结果就是他留级了,因为连我都留了级。
转眼升入六年级,正如阎维文唱的那样,小白杨在长,我们也在长。以前那种不分性别的那种懵懂状态旗帜鲜明地被一种叫羞涩的东西所代替。一次下课的时候,班里有个淘气的男生在门口大声喊道:“大明,你老丈人找你。”我抬头一看是我爸。我又羞又气拉着我爸逃离了教室。
进来的时候,大明早和那男生扭打在一块儿了。老师的处理是各打五十大板。
已经是初中生了,一点不让老师省心。打架的事刚过去,就有一个男生往学校拿了个烟袋,也有人从家里偷了些烟叶,他们轮流着抽。有一次,大明屁股朝天,头伸进抽屉用大烟袋锅子抽烟。老师进来拍他一下,他不耐烦的说:“拍什么拍,就不能等我抽完了再抽?”结果可想而知,就这还不反省。还埋怨说,是我没及时报告敌情。出于人道主义,我不顾别人的指指点点硬着头皮,帮着他扫了半月地。
时间像飞一样,上了初三。这时的大明光滑的脸上摆放着几颗青春痘,基本上以对称的形式整齐地排列着,个子像浇了大粪的庄稼一样,窜得贼快,已经高过我一头了。班主任比较稀罕我这相当凑合的成绩,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大明跟我隔一条过道,坐在我旁边,他能坐前面,可能老师觉得便于自己管理吧。在这期间,他好像比以前爱学习了,我暗自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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