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科是我的初中同学，那一年，我们都15岁。
　　
　　应该是在初三的时候，我们才分到一个班，真正成为同学的。早已忘记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只记得他总是穿一件洗的发白的军绿色的有四个兜的上衣，一条蓝色的裤子，一双我们那个时候都穿在脚上的“千层底”，似乎一年中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会早早的换上絮了棉花的冬鞋，因为这种鞋很适合踢毽子——他可是踢毽子的一把好手，蹦得老高，会很多种高难度的动作，那时候，我们都佩服的不得了。
　　
　　因为家离学校远，我和他都得住校。起初是住在学校东北角一排四面漏风的破败的平房里，几十个孩子打地铺挤在一起，没有床倒没什么，晚上常常有老鼠从身上跑过去也不怎么可怕，可是晚上没电，学习就成了问题，于是后来我和他一起搬到了学校附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天天变得亲近起来，两个15岁少年，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有一天晚上躺在炕上，他突然对我说，等他“考上学“的时候，他要把名字里的“科”改成“柯”，他说这样显得洋气一些，有文化，以前那个名字有点土了。可后来他终究还是没有把名字改过来，我不知道，是因为没“考上学”的缘故，还是因为改一个名字的手续实在太繁琐了些。
　　
　　那一年我们都是下了功夫的，因为我和他都清楚地知道，只有读书，才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唯一的途径。可最终，当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无可奈何地留在了乡村，开始了与土地纠结的生活。毕业那年，他在笔记本上给我写了六个很大的字：”苟富贵，无相忘”！
　　
　　起初，我们还常常写信，谈一些彼此的情况和想法——他还有一个弟弟的，因为小儿麻痹，无法干农活，早早的就学了个裁缝的手艺，后来在省城开了个小店，渐渐地稳定下来，便很少回家了。他在信里告诉我，他也很想出去闯一闯，可父母年纪大了，家里总得有个劳力，“都走了，家里怎么办呢？”
　　
　　自从毕业分到格尔木工作以后，或许是因为离得太远，或许是因为我很少回家，我和林科渐渐地陌生了，后来，竟失去联系。
　　
　　二
　　
　　再见林科时，已是二十年以后。
　　
　　那年夏天回老家探亲，恰巧镇子里有庙会，于是带了老婆孩子一起去，不料竟意外地见到了林科。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老多了，也黑多了，头发花白着，坚硬的胡茬倒是黑黑的，似乎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看着我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拘谨，或者别的什么，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
　　
　　那天中午，我请他吃了顿饭。
　　
　　点了四个很便宜的菜，要了几瓶啤酒，我们便喝边聊。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说他自己，说他家里，也会问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分别的这些年，除了种几亩地，他也会到处想办法尽量多挣几个钱。他说他前几年买了拖拉机，从天水往宝鸡的一家造纸厂拉麦草。我知道那一段路很难走的，弯弯曲曲的公路就修在秦岭的余脉里，我也见过拉麦草的拖拉机，车上的麦草堆的像小山一样，占去了半条公路，司机就埋在麦草里开着车。他说他最怕冬天，很冷，开车的时候又不能穿得太暖，因为太暖了容易犯困，那样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