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中只有一条大路，路的尽头有一汪清清的水塘，旁边就是她的家了。路两旁是崭新、漂亮的新房，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便在这里扎根了。
让她疑惑的是，村头进来不远，有一块土地上并没有洋气的新楼，而是一块用枯秸秆简单圈起来的绿葱葱的菜地。菜地的角落，颤偎着一座挺高大的黄土房。
排排乌黑的瓦，大约因为年代久远，从路上望去，泛着一片灰色。那种土墙，黄和旧掺杂，就像一个垂危病中老人黯淡苍老的脸色。不管是晨起的朝阳，还是渐褪的夕阳，都会把这个老屋从东照到西，从新亮到血红。
她从母亲口中知道，老屋的主人还是母亲一位远房亲戚，按理她应该叫老屋主人为堂奶奶。老人年轻时嫁过来，不几年有了个女儿。只是女儿两岁时，男人生病去世了。老人本想带着女儿改嫁，后来因为这边家人的阻止没走成。
天有不测风云，女儿十九岁那年，有一天出去捡柴，因为突发疾病，没走到家，就在村口不远的那棵大榕树下，吐了好几口血倒在地上再也没醒。从此，老人就一个人了，住在他们那个老屋里。忙时帮男人的兄弟姐妹下地干活，闲时种种菜，捡捡柴，或者带着堂屋里的孙子，在村口小卖部晒太阳。
第一次踏入那个神秘的老屋，是在一年冬天，新年将至。母亲拿了糖果糕点，带她拜访老人。她终于见到老人了。满头花白中夹杂几根刺眼的褐发，古铜色的脸上已是沟壑纵横。老人的背已经弯到差不多与地平行了，像半个圆弧，支撑她瘦小的身体。
“堂奶奶。”她怯生生地喊了句。
老人干瘪的眼很亮很亮，睁得圆圆的，咧开嘴笑得很开心，“来，快进来。”
进门便是一个窄小的天井，地上的土砖镶满了细小的青青的苔草。还堆满了倒塌的土块，那应该是五六十年代垒起来的黄土墙，日磨月合，风吹日晒，一块块都觉得光滑无比。那个老屋的前墙竟然是用木板围起来的。那种磨平了涂上黑漆的木板，一块一块挤在一起，竟然也有那么高，可以和背面的土墙达到同一高度，撑起这房子。
进屋坐下，老人点开炉火。屋子中用几块黑乎乎的土砖围起来，生起火，上边从屋顶那根唯一的又黑又粗的大梁吊下一个锅，老人就在那煮饭了。应该是常年烧火的缘故，整间屋子都熏黑了。
阳光从木板的缝隙中挤进来，地上一点两点，外边的风“嘶嘶”穿进屋子，通过透进来的光圈，可以看见尘封已久的灰尘在那光亮的隧道中浮浮沉沉。老人晚上就睡在里屋。里边更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那个小侧门。门角堆放一个布满灰尘的煤油灯，只有把手是油亮油亮的。她很奇怪，老人晚上在那么黑的屋子里能看得到吗？风那么大，她不冷吗？她晚上睡觉时，那弓着的背也得弯一夜吗？
老人从锈迹斑斑的铁柜子里摸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给她，“来，吃这个。这个好吃。你都长这么大了。”母亲和老人聊了挺久，临走时叫老人以后多去她们家走走。老人也叫她多来老屋玩。第一次老屋旅行就结束了。
那之后，老人真的时不时就去她家了，带上自己种的大白菜，有时是几个红薯，有时是几个果子几颗糖。逢年过节，父亲母亲都会让她拿点水果和肉给老人送去。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进入那个老屋，又依依不舍地出来。老人很疼她，有好吃的都留给她。放学回家路上，她经常帮老人担水浇菜，把柴火搬到老屋前。
后来她去了县城上初中。有一回听母亲说，老人被堂孙接到城里去带曾孙，享清福去了。“百善孝为先，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啊。”母亲叨念着。
之后不久，冬天那年，她回家了。母亲告诉她，“你知道吗？你堂奶奶又回来了。老人家在楼梯摔了一跤，就不行了，已经瘫了。”
新年将至时，她和母亲去看望老人了。老屋依旧那么阴暗，只是没有几年前被老人天天打扫的干净了，地上落满了灰。老人躺在里屋。幽暗的煤油灯光下，老人脸和灰黄的被子一个颜色，但看见她和母亲，依然睁着圆圆的眼，微笑。她走近蹲下，问老人，“堂奶奶，您还记得我吗？”老人说不出话，只扯开苍老的嘴，笑呵呵地。她挪动笨拙的身体，背依然弯得像个圆弧，在枕头底下摸摸索索，扒出一把大白兔，塞给她。
听母亲说，老人的堂家人打算把老人送到敬老院，不了了之。过了好久，有一回学校组织去敬老院做好事。扫院子时，她一直觉得有人在盯着她看。休息时，她坐下喝水，抬头，就看到了老人坐在她对面的楼下，对着她笑，还是亮晶晶的眼。她跑过去，很高兴地喊了句，“堂奶奶。”老人咧开嘴，笑嘻嘻地“啊”了一声，就想站起来。
她扶起老人，依旧是弯得与地平行的背，但已经是稀疏的一头白发。老人的房间比老屋亮堂多了，被子、柜子都是新的，没有了当年的青苔、寒风和阳光，以及跳跃的灰尘。老人指了指柜子，她就打开来，看到一包大白兔。再看老人，老人依旧睁着圆圆的小眼，光亮光亮地，看着她笑。
高一那年，她打电话回家。最后，母亲无意说了句，“哦，你堂奶奶上个月去世了。”
再回家，到了村头，那片绿葱葱的菜地找不到了。新平整的土地上站着崭新的阳房。她也不知道那个老屋还在不在，还是不是巍巍在那沐浴阳光，一年四季。
回到路的尽头，还是她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