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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记得陈丹燕谈唐诗宋词的口气，不是不敬，也不是不屑，而是疏离，就像对一个父执辈的长者。她五十年代出生，长于文革，中国国学的根系，自从五四被风卷残云之后，到文革，大概连地下球************都给摧枯拉朽了。

之后，她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写永安公司的郭家小姐，说她是个大家闺秀，“走在她的身边，我们三个年轻女人倒像是男人，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粗声大气，她八十岁了，依旧是女子的精美和爱娇”。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对“闺秀”也没有任何概念，在我身边，大概两种女人居多，一是骨架硬朗，行事强势，中性化的，一是愚忠愚孝，思想退化，完全附属于家庭责任的。

最近看的一些书，互为骨肉。比如《缀珍录》，是在学术层面上讨论上清代女子的教育和写作，然后又看了些近代闺秀的传记，正好补足了《缀珍录》里实例不足的部分。我恍然惊悟，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居然真的活跃过“闺秀”这么一种生物！

闺秀当然是出身高贵，不是官宦就是世家，看《合肥四姐妹》，母亲出嫁的行头，送嫁队伍能长达几条街，嫁妆准备了十年，连马桶都备好了。



这是什么派头啊，文洁若是外交官的女儿，杨绛的姑母都是北女师校长，张家四姐妹是清代官员之后，张充和的养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一班佣人伺候衣食，还有另外一班做粗使。

闺秀当然学养丰厚，张家姐妹自幼就有私塾老师，学昆曲是专从戏班找的“角”。杨绛，郭婉莹，张爱玲，文树新，通通都是启明，中西女校出来的。这些学校的校规，礼数都很严苛。张爱玲自称很笨拙，可是几十年后，她在美国接待读者，后者一样赞许她动作的优雅。这是骨血里的流痕，无法清洗的。胡兰成被她端杯子的动作惊艳到，不一定是虚词。

闺秀因为家世的殷实，和成长环境的富足，都很有傲骨。郭婉莹贵为永安公司老板的掌上明珠，一样自己开车去谈生意，文革时被下放挖泥塘，手指关节都变形，她用每月的二十四块钱工资，供儿子读书，送女儿学芭蕾，有一次她回城，路过一个小吃店，发现自己的钱，居然只够吃一碗阳春面。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身为富商之女，而是“一直都是自力更生”。苦难之后，她拒绝写回忆录，因为“不喜欢诉苦”，闺秀们自幼养尊处优，没有穷苦人家的苦大仇深，满怀着翻身复仇的怨毒。所以更加平和有光。



这种独立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意识和判断力，郭婉莹非要嫁个清华穷学生，张允和找了完全门户不当的贫寒周家，只是因为——我喜欢。她们饱读诗书，却又大胆奔放。前阵子读小麦做的《民国少女日记》，那些滚热的呓语！文树新居然是文洁若的姐姐，真是惊到我了！

卞之琳追求张充和的诗歌“百转千回都不能与你讲，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这首诗打动了无数读者，只可惜没有打动它要打动的那个人，张充和认为卞之琳喜欢卖弄，流于肤浅。

倒是人人都施以白眼的刘文典，充和很欣赏他的不羁。充和最沉溺的艺术是书法和昆曲，她说这两种艺术的极境，就是“隔”，书法的悬腕“心忘于笔，手忘于书”，昆曲的“演员和角色之间的悬隔”——我真的被这个女人迷倒了，她活在内心的藩篱里，隐于云端。然而她又活泼入世，社交丰富，之前看到过很多西方作品里自转不息的女性，但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式，闺秀式的强大自我，很美。



闺秀们并不骄矜，她们也不失传统女性的持家妇德——张兆和嫁了沈从文，对方一向活在精神小桃源里，世俗杂务得靠妻子，他还拒收兆和陪嫁，他的高姿态，要靠张允和多方筹措，勤俭持家才一点点补足。对此兆和一直保持缄默，直到编写从文文集的时候才略有微词。她承重的背影如此优雅。

陈寅恪的太太唐筠，贵为台湾总督的后人，下嫁陈寅恪后，事事以丈夫为重，避居村野，为了给体弱的陈补身，还养羊挤奶。她们简直是能屈能伸，有次在《西南联大往事》里读到，杨步伟（是她么？），也就是校长夫人，身为留美医学家，因为没有教职安排，只能从事副业，好在她留学多年，擅长西点，居然摆起了蛋糕摊！

我之前接触的假道学，太多，所以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有点不信任。现在发现，那些东西，气质纯正的，是极美的。闺秀们基本都婚姻幸福，夫妻恩爱，儿女成才，而她们恪守的那个体系，就是国学里最好的那块东西，而且被营养了——人是这样，如果发乎内心，那么就是滋养，反之就是虚耗。

我一向认为，苦痛不堪的强作贤妇，还不如做荡妇算了。可是这些传统的女性，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深信不疑，而且还得到了满足。这是需要现代女性深思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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