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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ffff]January 12, 2014[/color][/align][/td][td][align=center][table=100%,#ffffff,#ffffff,1][tr][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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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周华健继2006年的《雨人》之后，时隔七年，在12月初带来了一张文史气息极为浓厚的新专辑《江湖》。这与合作者是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不无关系。张大春是谁？张大春本人对于流行音乐领域，其实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为李寿全填写过《未来的未来》、《加州的彩虹》，为张艾嘉(微博)量身定造过《艾嘉爱家》和《向恋爱告别》等少量的歌词作品。对了，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成果，那就是作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首大合唱歌曲，张大春也是《明天会更好》这首作品的七个填词人之一。[align=center][img]http://img1.gtimg.com/ent/pics/hv1/213/47/1474/95859048.png[/img][/align]
张大春的履历和文化功底，从牌面数据上，显然秒杀如今台湾所有的填词人。他会让小寒觉得自己没文化，他也会让方文山看自己的作品更像是胡言乱语，更会让严云农等词人，觉得自己一直填写的其实是英语歌词。
周华健邀来这样的台湾当代文化大师，自然是想让新专辑高端大气上档次。不过，从这张专辑最先首发的单曲《泼墨》和《离别赋》的反响来讲，却和牌面数据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和周华健鼎盛时期的作品，如《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和《爱相随》相比，在传唱性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张大春的出现，显然并没有帮到多少忙，反而是以前周华健的挚友李宗盛，这个识字不多的前瓦斯店老板的蓝领之子，其作品来得更深入人心、感同身受。
《江湖》是一张关于“中国风”的专辑。说到“中国风”，当然还是那些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流行与古典之类的大反串、大融合。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中国风”的鼻祖方文山，但这对张大春这样正宗的文言文“中国风”传承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侮辱。《江湖》里的歌词，严格按照文言文的平仄格律来填写，相比之下，方文山的填词在古代汉语研究者的眼中，就是瞎闹。但问题就是，一张流行音乐专辑，如果它的受众群体主要针对的只是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老师，图书馆的古籍管理员，各类古诗词辞典编撰小组，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者。这个画面，只能说倒也是蛮奇特的。对于周华健来说，这样的玩法已经很难提起人们的兴趣。
张大春的古文字当然很美，但对于消费周华健作品以及流行市场的歌迷来讲，终究过于晦涩和高端了。流行歌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达到流行的路可以有千条万条，比如传统，比如现代，比如好听，比如文艺，比如文学，比如历史，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好听二字。好听为主，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如果歌曲本身不动人、不感性，也缺乏音乐的传唱度，高端高就成为了高墙。
当然，无论是张大春的文言文歌词，还是中西合璧的编曲，以及封面题字的书法，都让唱片充满了一种东方的情趣。但这个江湖，只能说是文化的江湖，策划的江湖，定位的江湖，张大春的江湖，和周华健以及音乐本身反倒关系不大。也可以说，不愿再唱情歌的周华健，反而迷失在了自己的音乐江湖。
这也让人想起前不久刚在台北和北京两地举行个人演唱会的李宗盛。李宗盛今年的单曲《山丘》，在推出后一时间赢得了催泪式好评，加上在“纵贯线”时期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曲《给自己的歌》，这也是李宗盛近几年来记录个人遭遇和心境的两部曲。你要说这两首歌的风格，也并不如《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梦醒时分》那么通俗，旋律也算不上特别流畅。但自始至终的真情流露，以及没有设计感的痕迹，打动了许多歌迷的心。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宗盛并没有迷失。这不说明他有多懂音乐江湖，只能说他在天命之年，回归到了音乐初心的状态。而这，恰恰是现在台湾流行音乐最缺乏的一种状态。
台湾流行音乐最鼎盛的时期，恰恰是它经济总量比较小的时期。那时候的台湾流行音乐，主要面对的只是台湾市场。而台湾流行音乐人的创作初衷，也从来不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仅仅是纯粹的情感流露，以及一点点的根据歌手特质所做的优化包装。
转眼间，内地已经成为了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的销量主战场，这倒反而让许多台湾音乐人，迷失在了异乡的江湖。不仅仅只是周华健，曾经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中坚蔡琴和费玉清等，已经成为了发烧翻唱的代名词，即使是曾经桀骜不驯的齐秦(微博)，也慢慢陷入了自己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回忆。被称为台湾流行乐教父的罗大佑，久未新作只是忙着巡演，唱的还是那些过去的歌谣。就算是和他差两个时代的天王周杰伦，如今也已经成为了昔日自己的复印机。而主流台湾流行乐，现在已被徐佳莹(微博)、小寒、蔡健雅(微博)、阿弟仔、陈珊妮(微博)这些打包创作团队代表。不是说他们的创作不好，只是当他们成为了许多台湾歌手的代表，甚至台湾流行乐的代表，当年的创新、独立，也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华丽但空洞，讲究概念却忽略本色，台湾流行音乐的创作，由此慢慢变成了生意和纯粹的生意，或者歌手满足自己文化欲和野心的载体，真叫人想起多年前罗大佑那句伤感的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过分地追求大而全而高的格局，就容易忘却那些从心而过的波澜。即使是李宗盛那一曲断肠的《山丘》，或者能够打动北京场的观众，但随着近似于当年“纵贯线”这样的过度消费模式，如果李宗盛的巡演不停地游走于国内一线到三线城市间，你又怎么能让李宗盛能够做到不停地被自己打动。而去听一个打动不了自己的李宗盛，显然会失去许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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