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拉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