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100%,#000000,#000000,1][tr][td][align=center] [img]http://s1.houdao.com/11884/photo/Mon_1308/97291_1ea2137708845637fff0933c4f34d.jpg[/img][/align][table=100%,#595959,#595959,1][tr][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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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2013年6月，山东老人刘伯勤一则刊于《炎黄春秋》的广告，以及随后而至的更多公开道歉信，将红卫兵们迟来的自责，有力地推入公众视野。在被坊间斥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当下社会，这些真挚的歉意，可谓是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而与文革密切相关的“三线建设”历史，继《青红》与《我1》后，又在王小帅的新作《闯入者》中重返聚光灯，这一次，通过女主人公邓老太的下跪忏悔，她们那一代混杂了受害者与加害者双重身份的“历史罪人”，首次在一部可以有目共睹的院线电影里完成了道歉。
而在许多呈现其他国家“历史之过”的电影里，那些“历史罪人”又是如何面对过去的呢？[align=center]<DIV r="1" ?>[img]http://img1.gtimg.com/ent/pics/hv1/118/31/1831/119068798.jpg[/img][/align]
[align=center]《闯入者》：活在历史阴影中的邓老太[/align]
[b]【忏悔者】：《闯入者》[/b]
[b]历史回放：1960年代老三线建设与文革后返乡潮[/b]
1960年代初，为应对日趋恶劣的周边政治形势，中央提出三线建设，把中国腹地及西部地区划为第三线，并将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和人员向三线转移，几千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文革后返乡名额有限，大部分人滞留异地。
[b]电影故事：文革加害者下跪致歉[/b]
《闯入者》导演王小帅年幼时随父母从上海搬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他的这部新片继续耕耘自己的历史记忆。女主人公邓老太遭遇蓄意而神秘的骚扰电话，记忆闯入了她的生活，牵扯出邓老太在文革后的一段不堪往事。
往大了说，这是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史带给后世的危害；往小了说，那些在文革结束后极其有限的返城名额，制造出太多工友相互检举、反目成仇、永结梁子的个体悲剧。王小帅这次没以任何闪回手法，去再现自己儿时见证的旧时代，而是通过饰演邓老太大儿子的冯远征(微博)之口，简单将这段“集体往事”讲述给饰演弟弟的秦昊：为了能让孩子在故乡北京落户并受良好教育，邓老太揭发了工友老赵，使后者及其家庭被永远留在大山厂矿里，并成为1990年代那波下岗潮的牺牲者。
电影里的“历史罪人”邓老太——虽然她犯下的错比起当年那些行凶杀人者所犯下的罪要小得多，但依然使她饱受良心的责难，最后她重归贵阳，向被害者下跪忏悔。本着越来越言简意赅的导演能力，王小帅越来越漂亮地讲述了残酷青春（《青红》）、纯真童年（《我11》）和忏悔老年（《闯入者》），并完结了独属自己情怀的“三线生活三部曲”。
只可惜，这些道歉，迟到了三四十年。电影里，老工友们在贵阳相聚，几巡酒过后，有人吐槽，“我们也不求得到什么补偿了，只是想有一个认可我们这代人的说法”，这或许也就是这代人最后的发声，与曾经伴随他们的隆隆重工业之声一道，遥远而陌生。[align=center]
[img]http://img1.gtimg.com/ent/pics/hv1/137/31/1831/119068817.jpg[/img]
[align=center]《隐藏摄像机》：种族冲突在今日法国依旧存在[/align]
[b]【顽固者】：《隐藏摄像机》[/b]
[b]历史回放：1960年代法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b]
1961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背景下，11名法国本土警察遭阿尔及利亚爱国阵线暗杀。为报复这一系列恐怖主义行径，巴黎市警察总监帕庞在参加一个警察的葬礼时宣称：“对于阿尔及利亚人的进攻，每一次我们都要十倍奉还！”10月17日，阿国移民走上街头抗议宵禁时，屠杀开始了。最初，法国政府只对外宣布，镇压暴动时，有2到3人不幸死亡，直至1998年，才改口承认共计48名阿尔及利亚人在血案中丧生。但通过巴黎档案馆和墓地档案等资料，有学者坚信在那个日子，遇害人数不会少于200人。
[b]电影故事：法国绅士以傲慢逼死阿尔及利亚受害者[/b]
虽然英国《卫报》把迈克尔·哈内克的这部2005年的作品赞誉为“21世纪第一部伟大的电影”，但其艰涩高深的艺术语言和故事脉络，把对历史罪行的声讨处理得太具象征意义了。表面上，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受到神秘录像带骚扰的原因，是小时候向父母说谎导致阿尔及利亚族的寄养兄弟被送去孤儿院，但实际上，影片要影射的是法国的那段污秽历史。
电影中被寄养在乔治家中的阿尔及利亚小孩的父母，就死于那场屠杀中。而乔治本人对自己毁掉一个同龄人一生的历史过错，采取了选择性遗忘和傲慢偏执的态度，他通过否认过去以及贬低受害者的方式来减轻自己良知的谴责。他的态度，也是许多法国人对待那段历史的态度，而片中的受害者时隔多年又被二次伤害，不得不自杀以证清白，尽管乔治继续保持着铁石心肠，但在梦中，过去发生的一幕幕却如梦魇纠缠着他，导演的摄像机冷眼注视，仿佛历史的幽灵，不肯散去。
《隐藏摄像机》清楚地传达着导演的理念：历史如果不清算，悲剧与伤害还会再次重演。[/align][alig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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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杀戮演绎》：曾经的刽子手意气风发[/align]
[b]【得意者】：《杀戮演绎》/《沉默之像》[/b]
[b]历史回放：1960年代印尼大屠杀[/b]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一批军官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宣称这是一次“共产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零事件”。次年，苏哈托在全国开始了3年“清共运动”。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b]电影故事：刽子手得意忘形地复现屠杀场面[/b]
这是近年最被关注的纪录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接连奉上的两部震撼作品。第一部《杀戮演绎》，交织着回忆式控诉以及戏剧表演影像。历史中真实的侩子手，通过自身表演，得意地再现各种施暴与屠杀的场面。其中有一场戏，他们在天堂里邂逅被自己杀害的人，壮美的瀑布前，遇害者上前道：“感谢你把我们送上天堂”。施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
这样无耻至极的情形，证明着印尼的国族记忆，肯定出了大问题。
到了《沉默之像》，约书亚就转从受害人视角，杜绝了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深邃地呈现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这个生活在苏门答腊亚齐的小伙，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他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悲凉的是，Adi并不能收获大多数加害者的“对不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笑眯眯地死去，剩下的也行将就木。而受害者们，要么也因老年痴呆症的到来渐渐失忆，要么继续在恐惧带来的沉默惯性下，不敢言说曾经发生的一切。毕竟这里是从不去记忆什么的印尼——我们俗话里“将一切忘在爪哇国”的地方。[/align][alig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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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生死朗读》：目不识丁的汉娜犯下的是“平庸之恶”[/align]
[b]【无知者】：《生死朗读》[/b]
[b]历史回放：二战集中营大屠杀[/b]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建立了集中营，许多德国平民被招募担任看守，并参与了对囚犯的屠杀，至少420万人死于纳粹集中营。2013年，尚有50名年过九旬的集中营看守被控协助谋杀罪。
[b]电影故事：平民妇女沦为杀人机器的螺丝[/b]
其实从法国电影《广岛之恋》、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英国电影《英国病人》和李安那部《色，戒》，观众已经在银幕上迈进不少历史洪流中被遗忘的哽咽支流，看到青红皂白、大是大非万分明确之外的一些无奈个体悲剧。
《生死朗读》中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神秘列车售票员汉娜，与15岁少年米夏发展出一段秘密情人关系，无论床第还是浴缸，她都喜欢躺在米夏怀里，听少年朗读小说和诗歌。战后，法律学校实习的米夏，却在旁听庭审时意外重逢战犯汉娜，以及一个她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搭上性命也要捍卫的秘密。而这是一个超越爱情关乎个体尊严的秘密，那就是她压根不识字，自然也不会是指控中的屠杀报告的书写者。
这个极具风韵又誓死捍卫尊严的女文盲，成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笔下“平庸之恶”的绝好样本：罪恶分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因为他们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甚至直接从众参与。只不过，在那个就连知识分子都被完整洗脑的疯狂岁月里，文盲又何以幸免不平庸呢？[/font][/size]
[align=right][img]http://s1.houdao.com/11884/photo/Mon_1308/97291_e3b9137691570123977fbaf1b60ff.jpg[/img][/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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