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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资深电影人焦雄屏近日在参加第三届乌镇戏剧节时接受媒体采访，她谈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一样，都处在大换代的时代。对于喧嚣着突飞猛进的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焦雄屏并不看好，她直言，现在很多年轻创作者对类型电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认为类型电影等同于商业电影，这是大错特错的，此外，她还对很多年轻电影创作者的三观极不认同——“非常不健全！”
电影制作正朝公式化迈进
不能拿“娱乐无罪”当做没有品位的挡箭牌
记者：孟京辉在本届乌镇戏剧节上提到一个观点是，中国当代戏剧美学一直在往上走，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年，但中国当代电影美学正在走下坡路。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焦雄屏：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戏剧美学为什么不往下走？毕竟它的受众还是相对小。剧场限定了座位，它很难变成普及性的大众文化，也不可能像电影一样大规模发行。而电影院线的蓬勃发展，让电影受众从相对精英的群体扩散到整个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可能对电影的期待还夹杂在对娱乐、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对美学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也认为不要把中国当代电影的不够好的责任推给二三线城市的小镇青年，或者90后年轻人，他们也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说法。
就现在电影的大发行制度来说，很容易造成一种从众心理，大规模的发行、大规模的下片，完全限制了电影的多元化，它造成了电影内容的单一，并且会很快被淘汰。比如说去年小清新和爱情电影还是主流，但今年就全部不行了，忽然大家都不谈了，全变成了爆笑喜剧。在大数据、大发行、大财团控制的体系下，电影美学基本上是走大众化路线，在这个本身讲究效率、经济的时代，慢慢往通俗、从众的方向走，用最短视的方法挣最大的票房，电影制作是朝着公式化迈进。
我现在看到一些非常卖座的电影，在美学品位上没有要求，完全不尊重电影艺术，我还是会难受和愤怒。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不能拿“娱乐无罪”当做没有品位的挡箭牌。
记者：所以说今天的电影现状是和院线发行制度息息相关的？
焦雄屏：院线制度太成熟了，它的操作是保证利益最大化，只打安全牌，以至于剥夺了艺术电影有可能发展的机会。在这方面确实很需要政府的作为，不一定叫做艺术院线，可以说是非主流电影院线——能不能在主流电影之外，也给另外的电影一些生存空间，让它在市场上存留的时间长一点，而不是根本没有排片。
今天大家好像总觉得没有从众去看或者谈论某部电影是挺没安全感的，就算是烂电影，你敢不去看吗？不去看就失掉了话语权。这种掉队的不安全感让很多庸俗烂片在中国市场上横冲直撞。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集体意识的社会，特别容易从众，很怕鹤立鸡群、别出一格，所以会造成对自己的判断力没有信心。甚至有些导演的片子出来，明明不怎么样，但大家也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
我希望现在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希望大发行体系将来有机会容纳更多元的电影。要保持电影的美学和品位，多元的机会永远都很重要。
以导演为主的电影时代过去了
“张艺谋们面临的困境是和年轻观众的代沟”
记者：除了院线的原因，这种现状与中国导演有关系吗？比如张艺谋、陈凯歌这些第五代导演，他们曾经拍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今天似乎在商业道路上越奔越远，失掉了艺术追求？从电影艺术水准本身来讲，您会不会觉得这些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巅峰期已经过去了？
焦雄屏：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一样，都处在大换代的时代。我看张艺谋的《归来》，可能在内容上被熟悉“文革”的人做了很多指责，那是他在艺术角度上选择的问题，但在技法和美学上，仍然是非常炉火纯青的。他们现在面临的困境真的是和年轻观众之间的代沟。这也不见得他们就不能再出好的作品了。在张艺谋身上就是这样的，他有做商业电影的基本条件。
记者：吴念真提过一个说法，现在所有的电影创作都已经被商业控制了，以创作者为主的电影时代已经过去了。
焦雄屏：我认同这个说法，但我不用创作者这个词，我认为是以导演为主的时代过去了。这和大环境以及生产背景状况是有关的。
以前还会讲究集体创作，但现在完全是比拼财团的力量，这其实让人蛮难过的。以前有一段时间是靠监制，现在监制也要看财团，它才有筹码和武器，因为你无法对抗财力。而且财团的力量比较隐形，你不知道生产方式经过了它们，包括售票系统，院线经理本身的判断力、判断力又来自背后的大数据等等。这些东西是和电影创作无关的，以前那种小而美的、以导演为主的创作风气在大财团的牵制下逐渐萎缩。在非主流的发行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强调导演创作力的艺术电影，是很难生存的。[alig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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