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留下两座雕塑，是最让我骄傲的事。
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是一名“农民工”，两座雕塑就是那时诞生的。
给农民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没有农民身份，不是离开家乡的土地来打工，而是辞去国企的工作下海的。
我在浦东三林的一个工厂当工人，同事都是农民工。和农民工在一起，干农民工所干的工作，又以一个不同于农民工的眼光来认识农民工，所以，我对农民工的了解，甚至超过农民工本身。
我来以前，这里技术最好的是班长，姓王。他属于农民中比较聪明能干的，所谓无师自通的“能人”，以前修过手表，现在电焊工、冷作工、钳工、电工都来。我们住在工厂为我们租的公寓里，电费要自己付，王班长便偷电。他拔下连接电表的保险丝盖，剪两根约10公分长的单股电线，两头露出铜芯，使之弯成弓状。他手持中间有胶皮的部分，让其卡在电表上面有电的铜柱和电表下面的接线柱间，这样电流绕过电表，电表不转了。他知道每月查电表的时间，就在那几天拿掉电线，装上保险丝盖。我提醒他这样很危险，保险丝的功能没有了，容易引发火灾。他不以为然。
在我的眼里，王班长的操作都是野路子，非常不规范，且非常危险。有一次他在一根角铁上钻孔，不用夹具，一手拿着角铁，一手扳住手柄让钻头往下钻。我无法容忍，提醒他这样太危险，小心伤手。他不屑一顾。我担心地在一边看着他操作，在孔快钻通时最危险，应该减轻钻头往下的压力，甚至要稍稍往上提一点钻头，因为这时钻头会被带着突然加快往下。他果然没有减力，钻头真的卡死了，把角铁带转起来，脱离开他的手，又转一圈过来打向他的手。我早有准备，赶紧关掉钻床。他的手已经负伤了，血肉模糊，万幸没有伤到骨头。我以前见过的事故中，被打断手的都有，那样对没有任何社保的他就是灾难。
这就是农民工，而且是他们中比较优秀的，做的是备受羡慕的技术工种。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学习理论知识，凭着聪明劲掌握了一些较为粗浅的技术。尽管基础很不扎实，却足以让他们在城市里生存。我心里清楚，他们在城市里是冒着怎样的风险而生存下来的。
我们的工作是制作城市雕塑。正在做的是一座巨大的骑摩托车的人立体雕塑，要放到幸福摩托车厂的一座十几层楼顶上。老板吹嘘说这是中国最大的立体广告雕塑。
新员工自然会受到一些排挤或者歧视，尤其是我的国企出身，让王班长总是担心会抢去他的位子。好在我有技术，在船厂自然乏善可陈，在这里却出类拔萃。雕塑制作中电焊的工作量最大，我便以娴熟的技术包揽下几乎所有的电焊工作。
最难的是把制作好的雕塑吊上楼顶，然后焊到底座上。那么巨大的雕塑，占了整整一辆加长货车的车箱，需要专业的起吊公司吊装，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我的工作，是焊接。
在城市里电焊作业，需要有动火证，这个老板办好了。但是，操作人员需要有电焊操作证，不要说王班长没有，就是对电焊工作有理论也有实践的科班出身的我也没有。但是老板敢这样做，我们自然也不怕。创业阶段谁没有冒过风险？对于农民工来说，这些风险是难免的，也是值得的。
雕塑安装好后，我很长时间没有机会看到它。有一次乘公交车从南浦大桥上过，扭头就看见了它。原本在十几层楼上显得很高，在南浦大桥上却需俯视，其凌空欲飞的姿态极具动感。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恨不得叫醒身边睡着了的乘客，告诉他那座雕塑是我做的。
第二座是城市景观雕塑。它是四根如章鱼尾巴一般向上扭动着、游动着的东西。它是红色的，又象四束火焰痛苦地扭曲着、纠缠着向天空挣扎，似乎想脱离地球融入空中。由于白天不准货车进城，我们在晚饭后把四根巨大的由细到粗不规则地扭曲着的物体搬上货车。汽车驶出工厂大门时，天已经黑了。我和王班长等人坐在车厢上。汽车一会儿就驶上高架路，过了一座跨江大桥。我第一次在夜晚、在高处看上海，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灯光的海洋，却看不见天上有星星，好像是小时候看到的天空被倒扣了过来。汽车像一条船在闪烁的灯海中航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驶下高架路，又进入市区。我很久以后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条高架路是外环线，那座跨江大桥是徐浦大桥。
四股火焰都由我将其牢牢地焊在底座上，组成一簇窜动的、纠缠的、痛苦的精灵。此后不久我就跳槽了。由于是在夜里安装，对周边环境没有任何概念，所以一直不知道那座雕塑在上海的什么地方，也不知是否有缘再次看见它。
数年后，我在上海买了期房，经常骑着自行车，从租住的地方到我买的房子那里去，看着房子封顶，猜测自己那套两居室在什么位置。有一次去看房，在铜川路大渡河路口遇到红灯。我一只脚踩着路沿停下，偶一转头，豁然发现在我身边十几米处的小广场上，那一簇火焰正腾腾地燃烧着，如向天空伸出的四只挣扎着的纤细的少女的手臂，交织着对命运的抗争、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我向四周看看，原来是这里。我的左前方是普陀区政府、右前方是普陀区图书馆，火焰就在我的右边。我像看见久别的亲人，索性放好自行车，欣赏着自己的作品。虽然它不是我设计的，但同样是我的作品。而且我喜欢这座雕塑，它像一道清泉在我心里流动、像一首诗在我梦中吟诵。其实它有些另类。这个城市的雕塑大多是不锈钢制作的，锃明瓦亮，而且线条简洁、形态抽象。也有具象一些的雕塑，却多是模仿、复制古罗马或者古希腊神话雕像，看似大雅，实则大俗。这个城市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了，而且它的历史不长，本土文化根基不够深厚，甚至它的历史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演变的。而我的这束火焰，介于具象和抽像之间，像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燃烧，却不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我很担心这束火焰会熄灭。我预感到这座雕塑迟早会消失，它似乎生错了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喜欢它，或许它是我的灵魂？抑或是农民工之魂？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最担心的事往往就成为事实。西方人说这是墨菲定律。我搬进新居不久，就发现那座雕塑不见了，被另一座由密集的不锈钢长条组成的不伦不类莫名的东西取代。我没有失望，因为我知道会有这一天。正如不可能永远属于城市的农民工一样，能够在这个城市一隅生存数年，已经令人满足了，何况那个骑摩托车的勇士还在南浦大桥一侧的空中驰骋呢。
然而，时间不长，那位骑士也消失了。它是随着幸福摩托车厂的消失而消失的。我在这个城市好歹留下的一点痕迹被抹平了。尽管我早已不是“农民工”了，做“农民工”的时间也非常短，却也交了一些农民工朋友，他们中有少数如今成为企业老板。我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又接触过很多这些农民工老板。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搞建筑出身，最有可骄傲的资本，因为他可以如数家珍地说：某处某座楼盘是他建造的，某个小区是他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可以说，大上海林立的高楼，就是一座座记载着农民工业绩的丰碑，就像他们家乡农田里的庄稼一样在秋风中成熟。岂只是高楼，在中国每一座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农民工都无处不在。
自那两座雕塑消失以来，我心中的失落感与日俱增，与这座城市的隔膜感始终无法消除。其实我个人在这座城市的痕迹有没有无所谓，我想的是，这座城市应该给农民工留下点什么。城市对农民工既是宽容的，又是苛刻的。数百万的农民工靠这座城市生存、挣钱、创业，因而拥有了可以预见的不错的未来。然而，这座城市的现实和未来都不属于农民工。他们与城市是如此紧密，又是如此遥远。这个城市应该是欠了农民工一件东西。
我想，那就是一座雕塑，一座农民工的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