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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没有焦虑，北大就不会是现在的北大，中国也不会出现挽救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color]
[color=#191919]事实上，北大在成为五四运动先锋的北大以前，跟先进、开放、自由、独立这几个词，没有半毛钱关系。[/color]
[color=#191919][img]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0508/488eb66de6204389b052cac89e9a9560.jpeg[/img][/color]
[color=#191919]当时的北大，学生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多数学生都雇有仆人，在学校里，这些学生被称为老爷。上课铃响了，仆人要向学生通报说：“请老爷上课。”这些“学生老爷”上学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color]
[color=#191919]“学生老爷”们放了学不是去图书馆，而是跑到妓院、戏园，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社会上盛传关于“两院一堂”的说法是，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的人。[/color]
[color=#191919]学生尚且如此，教职员工也清流不到哪里去。[/color]
[color=#191919]1917年1月，蔡元培刚到北大任职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停下脚步，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个举动让在场的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毕竟从前的校长，大都一副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官老爷做派。蔡元培刚接手时的北京大学，几乎就是堕落的代名词。[/color]
[color=#191919][img]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0508/745c465e0d5d44bb8e18881cee7e5c66.jpeg[/img][/color]
[color=#191919]蔡元培所焦虑的是，当时的北大，不但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来读书，不为求学，而是为做官发财，更谈不上，要靠这群年轻人，去改变落后的、挨打的、被别国虎视眈眈的民族命运。“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入后，是不可能的”。[/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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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蔡元培才不得不从源头开始，对北大进行变革，首先要让北大重新回归读书的地方。[/color]
[color=#191919]他为北大请来一大批顶尖的，专注学术的老师。比如出任文、理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夏元瑮，前者是《新青年》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后者是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的高徒，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识》的翻译者。[/color]
[color=#191919]在他先后聘请的超豪华教授名单里，有这些人：儒学、佛学家梁漱溟，诗人、书法家沈尹默，语言学家刘半农，最年轻德语教授朱家骅，国学大师陈寅恪，哲学博士胡适，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兼职教师鲁迅……[/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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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针对师生嫖娼的堕落风气，蔡元培还专门办了一个“进德会”，进入这个社团的人，大家先从自我戒嫖做起，这样慢慢开始养成一种不嫖娼的校风。这个社团里，最有名的成员，就是文科学长陈独秀。[/color]
[color=#191919]在蔡元培的变革下，北大不但广招青年才俊，预科和旁听生的传统也因此产生，也是因为蔡元培，北大甚至第一次开放了女禁。当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元培请求入学，他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现在看来的小事，在当时触动了封建主义的神经，轰动了全北大，也轰动了全北京。由北大开始，各大高校此后招生时，才逐渐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color]
[color=#191919]蔡元培直到今天，不但依然是北大精神的象征，甚至是全中国高校立校之标杆，不仅是因为他提出的那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重要的是，他在任职期间对北大的一系列变革，让北大成为真正一流大学的同时，也让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color]
[color=#191919][img]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0508/6ac53198f2424ed4af9e3404bf94dc7d.jpeg[/img][/color]
[color=#191919]（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欢迎来华访问的英国文学家萧伯纳[/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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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敢于质疑旧的教育传统，为时代、风气之落后而焦虑的蔡元培，北大不会是北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高校的诞生或许要推迟几十年，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新文化运动可能也不会顺利发生。[/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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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在上世纪2、30年代社会的普遍共识里，“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color]
[color=#191919]北大犹如上世纪初中国高校和社会的缩影，放眼全国，跟蔡元培接手前混乱崩坏的北大情况相似，中华民国刚成立的那一年开始，中国的处境并没有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好一点，国内四分五裂，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把握话语权的列强根本不打算承认民国这个新生的政权。[/color]
[color=#191919]天真又焦虑的青年人，尝试以己之力拯救社会，有的以死明志，“使学子们有所警动……共讲爱国，卧薪尝胆，刻苦求学”，比如写下《警世钟》的陈天华。有的开始积极寻找救亡图存的办法，他们试图从西学之中寻找国家在新世界秩序中立足的方法，比如陈独秀、比如胡适。他们写文章呼吁国民的觉醒，1915年，陈独秀《敬告青年》，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color]
[color=#19191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即将在未来影响一个世纪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就像某种宿命，焦虑的年轻人遇到焦虑的蔡元培。[/color]
[color=#191919][img]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0508/73b8ecb6556942c18fb03dde68bf0dc8.jpeg[/img][/color]
[color=#191919]两年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在梁启超主办的《新青年》，和北大师生创办的《新潮》、《国民》等刊物的推动下，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和当时文学变革的中心，成为国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圣地”。民主与科学，独立与自由的新思潮，从这群焦虑的青年人开始，从北大和各大高校开始，逐渐影响整个社会。[/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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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1919年，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密令中国代表团同意转让山东的特权给日本。北大、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各校学生义愤填膺，他们迅速组织集会，争相演说，写血书，游行，身体力行反对政府的“卖国”行经。[/color]
[color=#191919]5月4日，以北大为首，北京各大专学校3000余人共同发起，举行学界大示威，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color]
[color=#191919][img]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0508/0bba7c9a9cee452ab2119bece8ffc944.jpeg[/img][/color]
[color=#191919]焦虑的青年人们，第一次足够以强大的力量对抗社会的软弱。新思潮的影响也有了成效，焦虑蔓延至全国，焦虑转化为愤怒，上海等各大城市掀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高潮。[/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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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91919]在“三罢”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最终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取得成功。这场运动最终的胜利，是青年人的胜利，说到底，因焦虑而起，也因焦虑而成功。[/color]
[color=#191919]很多年后，北大和青年人，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而焦虑，也伴随着他们在未来对抗社会不公的每一次抗争中。[/color]
[color=#191919]把焦虑和质疑等同为没有价值的事物，怕是忘记了90年前鲁迅对北大的评价：“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color]
[color=#191919]没有焦虑，何来变革，没有质疑，何来与黑暗、落后势力相抗争。[/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