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恨不起来？”柯云打断他的话。“就算他们中有好人，能有几个？一个敢拿全世界人的生命和幸福作为赌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民族，他们也配被人尊敬？有几个好人？哈，只能说是没坏到根吧。”柯云嘲讽地说。
杨锐没再说话，因为他说不出什么。有的时候他对于日本的问题也感到很矛盾，按说自己无论是于国于家都应该恨日本，但他就是绷不起仇恨这根神经，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种。也许是自小他习惯了理性地去看问题，变得有些冷。小时候，为此他没少挨揍。每次一群人在高谈阔论怎么对付日本，他偏说一句让别人觉得是浇凉水的话；遇到脾气不好的，他总免不了被几个人按到地上一顿胖揍。起先几次，他拖着伤回到家，妈妈总是又生气又无奈——儿子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许是他无师自通地继承了他父亲那种冷静而理智的思维，但让他自己去找寻对于日本的观点，这可是宋玉琳自己教出来的。最初就是为了让他别墨守上一代人的惯性思维，自己去开辟新路；可没想到，儿子却没能对杀父仇人产生足够的恨意。宋玉琳曾一度为此深深陷入矛盾之中。杨锐很懂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改变了自己过于张狂的性格，对于别人的言论再也不妄加品评；他自己偷偷地找师父，学习武术，为了让自己少受欺负，不让妈妈担心。时间长了，杨锐虽然不再过多表露那种不合群的思想，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他总是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好的之中有坏的，坏的之中也有好的，这样才符合科学规律。所以，他从不把什么看似坏的人或事一棍子打死，对待日本他更是如此，尽管他对日本也没什么好印象。
柯云的话让他再次感受到这种矛盾，其实这样的话他也时常听别人说过，按说不足为奇；但这是从柯云嘴里说出来的，他似乎有点觉得不舒服。毕竟，这一天里，他与柯云之间的谈话总是很交心，也很开心；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比较尖锐又谈不拢的话题，杨锐还有点无法适应。自己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杨锐突然觉得背后一凉。不会，也不可能。杨锐又为自己倒上一杯酒，喝了一口，把这种想法淹没在酒里。
柯云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有这么多的心理活动，她只觉得可能是自己说话说重了。于是，她决定换个话题。“想知道我的故事么？”
杨锐抬头看着柯云，好奇的眼神似乎在告诉对方，让她说下去。
“我是个孤儿，”女孩冷静地说着。“你记得南京的‘8.15’恐怖袭击吧。”
杨锐一愣，但随即点头。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不是白痴都会知道那次惨案。
2083年8月15日，星期日，南京，正好是抗日战争胜利138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生活在曾经被日军残忍蹂躏的土地上的南京人，在这一天都非常的兴奋。虽然刚刚迁入地下才两年，但作为西约总部所在地的南京还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优先照顾，城市规模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全世界最完备的市内悬浮车网，它已经成了所有南京人的骄傲。然而，也就是它，吸引了一伙心理变态的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注意。上午八时三十分，正当赶往市中心参加庆祝活动的市民在路上聚集的时候，市内五条悬浮车主干线突然被炸断，行驶在上面的悬浮车纷纷脱轨，砸向下面马路上密集的车流和人群。这次袭击共造成近二十公里悬浮轨道损毁，一百八十六节车厢脱轨报废，三千四百六十一人死亡或失踪，六千五百七十九人受伤，其中有近四千人为致残伤。另加上马路上其它车辆损毁和周围建筑设施的损坏，直接经济损失达九十亿人民币。这是中国历史上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恐怖袭击。
“我的家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离我而去的，那时我才刚满六个月。其实如果不是爸爸和妈妈在悬浮车坠落的时候拿自己的身体当肉垫，给我做缓冲的话，我也不会活下来。他们用两条命，换了我一条命。”柯云强忍着自己的情绪，没让泪水流出来。杨锐看得出，那眼泪一直在她眼睛里打转。“我没你幸运，至少你还有一个亲人，而我……所以我跟那些狗日的日本杂种有不共盖天的仇恨，是他们毁了我，毁了我的家。”
柯云喝完一杯酒，不知是润润喉咙还是舒缓一下情绪。随后她示意杨锐给她倒上，后者照做。“后来我被送到孤儿院，在那里长到十三岁，家人的事都是我从院里阿姨那里打听到的。得知一切之后，我觉得再没有必要待在那里，于是我跑了出来，在社会上游荡。没钱买吃的，我渐渐学会了偷东西，光少管所我就进了不下四回。我对这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从孤儿院出来，就是为了报仇。一次，我看到了几个日本人模样的人，便跟着他们偷了他们的皮包。跑了几条街，我才停下来，把皮包打开，发现里面都是些反动传单。这时，那些日本人也追上了我，把我堵住了。几个大男人对付一个小女孩当然不是问题，但我也没让他们好看，盯住一个像头的人又挠又咬又打。当我被他们打得不能动弹的时候，那个人也破了相，还被我咬掉了一块耳朵。后来他们知道我看过传单就要杀我灭口，就这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救了我，他带着几个像是小流氓的人把那些日本人收拾了，扭送到了派出所。再后来我就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了，他像父亲一样照顾我，说实话，我从来没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在那时我终于感觉到了。等我伤好了之后，我的继父，哦，我那时已经认他当干爸了，他告诉我，其实他是一个黑社会帮派的老大。那时中国的很多黑社会都带些反日的情绪，所以有时警察跟他们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反而还会通过他们监视一些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和右翼团体，必要时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清除一些政府不好出面暗杀的日本人。我继父曾在特种部队干过，他把他所学的军事技能，尤其是特工技巧都教给了我，而且还让我参加了几次他们针对日本特务的行动。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已经是那个组织里的一个头头了。其实我一直很迷惑，为什么他那么相信我——一个从街上拣来的孩子，那时我们组织是很严密的，轻易不吸收人到内部任职。后来我问过他，你猜他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