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得意，一个现实中注定要遭人嗤笑的名字，却让一部注定苦出水来的悲剧焕发出令人意外的阳光一面和生命冲击力，而拥有这个名字的角色，让《最爱》拥有了最令人亲近的源点。
在与商琴琴第一次野外“作案”之前，赵得意一脸胜?在握的得意，明知二人身患的绝症会在不久的将来夺走一切，但他还是说：既然还活着，那就活出个意思。然后，急吼吼地将半推半就的商琴琴一把拉进了草丛里，开始起那个有意思的人类行为来。
没有一脸苦悲的坐吃等死，没有呼天抢地的抨击谴责，《最爱》里的绝症病人一个个欲望鲜活，该偷鸡摸狗的还偷鸡摸狗，该调戏挑逗的还是脸不改色心不跳地飞段子、上咸猪手，该占便宜的一粒米都不落，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惹得影院里的笑声此起彼伏，全然不像是在观看一部苦情电影。多好啊，没有一个像是正在被死神拖曳的倒霉鬼，如果把这一个个卑微的欲望都抹掉了的话，估计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群没了人气儿的僵尸和戴着面具的活死人。可想而知，那将是最没最没意思的事。中国电影人，精通沉重悲苦，深谙形而上的意义，或是一味追求令人喷饭的笑果，但什么叫悲喜交加，似乎没人好好钻研过。
生有可恋，恋而生情。赵得意们四处游走、活跃于天地间的生存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喜剧色彩，让《最爱》打通了生与死之间那堵看似不可跨越的厚墙，也让顾长卫截然不同于那些致力于义正言辞型悲情的中国导演们。当然，《最爱》没有典型“悲喜剧”（Tragicomedy）的幸福结局，但也逃离了普通悲剧的可怖面目或是那股笨重，尤其是左小祖咒的配乐，以一种轻松、有时候近乎戏谑甚至是狂欢的调调，让一群绝症病人的死前生活，变得多彩甚至轻佻起来，变得似乎让人一时间遗忘了那个注定不变的结局，而结局的来临，又总是令观众猝不及防，比如“骑猪村妇”粮房的死，比如喇叭不离手的“活宝”角色大嘴的一句“我也快没电了”，让人莫名无言。
从《孔雀》、《立春》再到《最爱》，顾长卫电影一如既往地为那些企图挣脱黯淡绝望生活囚禁的人们提供演出大舞台，二姐、王彩玲和赵得意们，永远在时刻会吞噬掉自己的环境里或默默或执拗或张狂地昂首挺腰，拖着降落伞，穿着歌剧服，拿着结婚证，在大街里在人群中旁若无人展示即使是脆弱的快乐与骄傲。在大时代里，他们不过是一粒粒可有可无的尘埃，转瞬即逝，但对于他们自己，活出个意思来，却意味着永恒。
在新世纪的城市各处和热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恣意表现自我、追求生活趣味的年轻一代，但那些更多生存在乡镇和农村的国人，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无论从人们的关注焦点还是可以借助广为传播的表达手段，他们基本上面目模糊、乏善可陈，顾长卫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具有统一性的地域选择，将镜头对准那些普遍意义上毫无特色“小地方”里充满特色的人群，讲述他们的梦想与挣扎，快乐与破灭，欲望与不幸。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于是有了一张张清晰的、可亲近的脸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