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我在济南政协大厦旁的一间小书店买到了一版一印的《白鹿原》，这本书在当时的泉城路新华书店里还没得买。初版书的印装很普通，但打开第一页，就是白嘉轩的七个女人。这是青春骚动的年纪中，纯文学对我的“毒害”之一。那一年，同时也已经见识了贾平凹的《废都》，相比于陈忠实，对贾平凹的了解更早，但当时的感觉还是很震憾，觉得陕西人真生猛。后来有了陕军东征之说，看到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和程海的《热爱命运》，才觉得有的也只能算“平平”。
陈忠实跟贾平凹的较劲，在那个年月虽不很明朗，但一眼也看得出，在当时地文坛，把性事直接写得既生猛又生涩，还不很多见。那年秋天，我所主持的文学社在校园里煞有介事地搞了场《废都》座谈会，同学老井却要在会上讲《白鹿原》，我印象极深。
《白鹿原》在工作后捎回了青岛，但摸得次数多，认真看得次数少。
一晃已近二十年。
所以，今天坐在电影院里，看王全安的《白鹿原》时，却可以说得上是对个人阅读史的一次线索重理。
即使记忆沦丧到这个地步，还是觉得内地公映版的王全安的《白鹿原》，只能算个经由中篇小说改编的水平，历史被抽筋扒皮，变成了概念和字幕，在影片中很快就一闪而过。
从民国前夜到1938年，其实是现代中国最诡异最丰富的一段历程，电影中也就是过路军阀征征粮，农协斗斗恶霸地主，然后加一个新式小学和一个换朝不换人的国民党区长。
如果要从电影白鹿原的流变史，看时代的进程，根本就找不着边儿。
而放到史书的陌生者眼里，再发现不了一点曲喻和隐晦，历史基本就像是倒进故事里的一碗白开水。
这也使得《三联生活周刊》此前费尽心思的诸如“族长的没落”、“无因的反抗”、“时代的投机者”的分析基本属于过度诠释。
概括地说，王全安的《白鹿原》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性的故事。
走出影院，我的一段调侃微博是这样写的：看完《“性”至白鹿原》，很完整。没怎么露，却说了性是天大的事。为了它，黑娃可以放弃人格抗争，孝文可以放弃族长尊严，连偷摸的黑狗都能仰天长啸。富贵、宗法、人伦都算个啥？如同倒霉的郭举人——文举也罢武举也罢，不举就全罢了。观众如果放掉看《白鹿原》之心，就圆满啦。
整体看，王全安的《白鹿原》其实很连贯，至少把田小娥这个女人的故事讲得很清楚，虽然里面也有漏洞，比如那一两大烟哪去啦？比如田小娥几无烟火，除了会做一手好面之外，也就磨个小磨啥的，生活的磨难丝毫没见。
但这个女人激烈的性意识还是自成篇章，从跟着举人老公到麦场上看男人，到夹指头受刑也咬牙说进窑子也比跟着郭举人“舒服”；再到一上眼，就知道孝文是个有什么企图的男人、为了复仇接受鹿子霖的挑唆勾引孝文；到最后看见鹿三老公爹又声称对不起黑娃……
完整地诠释了一个女性的性判断、性权力和性羞怯。
及至最后冤魂的复仇也是如此，这个复仇显然不是道德的复仇，而是对不够解放的复仇，对宗法和偏见的复仇。
而对男人而言，做一个有性快感的男人，比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男人、一个有世俗权力的男人，似乎更有魔力。
就演员的表现力而言，成泰燊对白孝文的诠释非常到位——这样（落魄）又有什么不好？！对他而言，男性的身体，经由田小娥获得了复活。
这样看，把王全安的《白鹿原》看作是一曲性的悲歌似乎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不好。实在要找不足，则是因为王全安要处置历史线索的干扰，影片的紧凑性和流转能力会显得有缺憾。另外，则是张雨绮的表现力，可以说，张雨绮不是一个能显现内在吸引力的演员，如果比照地回想下巩俐在《菊豆》中的出镜，就会明白差别在哪儿了。
王全安的《白鹿原》最大的遗憾，应该是其承载了太多。
这部有雄厚故事基础，被传媒广泛关注，甚至可以为第六代在大银幕上“正名”的作品，不仅没有亮出实力，而且分明地显现出了第六代或王全安在历史观上的偏狭。
整部《白鹿原》在历史和人物命运、人格关系的辨别与处置上，离第五代相距甚远，无论张艺谋的《活着》，还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宏大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总是贴得很紧，一些偶然的事件，在看似不经心地被处置时，却深深地波及了人物的命运。观者从中会感受人在历史当中的难奈与渺小。
而王全安的《白鹿原》中，像白孝文极具象征意义卖屋卖地这样天大的事，只被处理成了一种意气式的自主人格角力。影片中堪称文化精略的秦腔，也只被搞成了一种地缘文化特征展示，完全游离于内容。
要知道，在余华的《活着》原作里，福贵也不是什么皮影艺人。那箱子皮影是被张艺谋生生地置入到故事当中的，不仅没有让人有丝毫的玩味文化之感，甚至可以说恰到好处。较之《活着》中的皮影，秦腔在《白鹿原》中的演出魅力丝毫不弱，几个演员的表演感觉，比福贵的公鴨嗓要精彩得多，但皮毛不连，殊为可惜。
横向比较下，王全安的《白鹿原》，在技术和艺术当量的上级别，基本与黄建新的《五魁》、何平的《炮打双灯》差不了多少，这就是我大致的评价。
可惜了陈忠实的大题材，也可惜了这个大题材从吴天明手中“抢出”为第六代争一大格局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