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水岁月，冲刷着生活和生命里的一切。春去冬来里很多失去，很多又补上来，像片森林或者草地，不生这种草就长那种树，草和树若都长不出来，也会泛起盐碱的晶白或者流沙的绵柔。世界就这样永恒地存在，以他随心所欲的样子。
当我逆流而上回忆过往的时候，发现一种逝去，逝去地那么干净；倘若不细想没多大感触，稍一回味那种厚重却很是惊心。
我没见过我爷爷，在我出生以前他就已经不在了。据爸爸说，爷爷曾经抱过比我大三岁的姐姐。而我，从没被自己的爷爷亲近过。当然，也可能这个勤劳豪爽、嗜酒如命的老人，会在我睡着的时候，从天国飘来，坐到床头抚着我的额头，欣慰地爱恋他的孙儿。我没有过可以见到他的出路，也只能亲近“爷爷”这个慈祥的名字，看着别人的爷爷的好，想象我自己的爷爷也可以待我如此。
我们的村子不大，我自己的爷爷不在了，但还有很多与爷爷差不多同龄，比爷爷壮实而健在的老人，我要喊他们爷爷；细细数算起来有十几个吧，在这其中非常贴近我的生活，因为某事定格住我的回忆，还或者无缘由地占据我感想里大分量的老人也有七八个。
但当我不经意地数算的时候，竟发现他们在距今或远或近的日子里都已经不在了，就像在这个秋季，我突然凝视房檐，想到了过去的那个冬天里铺白在上面的雪；也像在这个秋季，我走在梧桐树下，想到了春天的那场铺天盖地的花雨。如此，所有的感触是一种闪失，一节一节地慢慢流淌；像剧目，但我没有丝毫的准备。这也是我无法准备去迎接的！
当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再回村，就感觉村子突然年轻了，年轻到和我差不多年纪，年轻到它和我有点街头的相遇的陌生，年轻到它对我没有那么多记忆，年轻到一种疏远了。
可是走在街头，望着那些成排的新栽的树，望着那些新盖的崭新的瓦房，又感觉它们生来就有一双老眼，从这深深的土地里引出来，看着我，看着一个自己亲近的在慢慢长大的孩子。如此，又觉得那些老人们都未走远，而是那么安宁地安息在这片土地下面。在此我想：安息就是有知觉的睡去吧；死，也并不是想象地那般断情绝意的事。
2、
那些年我还在上小学，不上学的时候就去村里的三家湾挑鱼。挑鱼就是把一块四方的纱布用棉柳条交叉四角撑起来，然后在纱布上放上骨头或者其他鱼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躲一边等着，等到有鱼来吃的时候，快点提起来就能抓到鱼。
这样抓鱼，逮不到大的，只能抓些小麦穗鱼。我虽然很迷恋挑鱼，但每次也抓不到多少，拿回家喂狗吧，狗嫌小，爱搭不理的；放汤吧，母亲又不给做，汤里出不来鱼味，刷碗倒是很腥气。
卫卫的爷爷也挑鱼，他的纱布、棉柳条、鱼食都比我的好，每天挑鱼回家的时候，我都看见他罐头瓶子里满满的。那么多鱼，混上鸡蛋，和上面煎出来，再放成鱼汤，绝对美极！
我和卫卫是同学，他爷爷其实论起来，我该喊老爷爷，但“爷爷”就把父辈以上所有高和大都概括了，我也就跟着卫卫叫爷爷了。
爷爷和我一块挑鱼的时候，我们都等在湾边住家屋后头的阴凉里。我在那片阴凉里摆弄石头或者无辜的花草，耐不住性子一会儿一去看网子，鱼还没等上就被我吓跑了。爷爷每次都拿着马扎，下好网子以后就坐在那里搭拉着脑袋睡觉，挑多久鱼就睡多久的觉，只有醒来的时候才去挑鱼。当然他也挑不太多，我捣鼓我自己的网子的时候也顺带把他的鱼都吓跑了。
回忆起所有来，关于这个爷爷的全部也就是他在那里搭拉着脑袋睡觉，整天整天地睡，守着他那根挑网子的棍和盛鱼的那个罐头瓶子。
再长大一点，我就没时间挑鱼了，虽然住地不远，也再没见这个爷爷。当我不经意间再想起他，提到他过得怎样的时候，家人告诉我他已经不在好几年了。
我没细问他是什么时候怎么走得，因为我想应该是这样：一个夏天的晌午，爷爷用棍子挑着他那网子，小心翼翼地放到水里，然后回到阴凉处坐到他那马扎上，抬头望了一眼蓝天白云、荒草树木等一切组织的这个熟悉的世界，搭拉下脑袋就睡着了。梦里网到了一条大个的鲫鱼；鲫鱼说：奔波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我想我没猜错，也就如此吧。
我想关于家乡的浓烈的爱恋里，就有一个老人睡成了永恒的雕塑。他安详地睡他的，我才能热烈地爱我的。
3、
河（念huo二声）的爷爷卖豆腐，我跟着河也喊他爷爷。
冬天的早上，一般我都是被他“梆梆梆”的梆子声吵醒的，不用出去看也知道：他戴着一顶雷锋戴过的那种破军帽，穿着一件黑棉袄，推着一辆壮实的自行车，车子后座扁筛子里放着还温热的豆腐——这影像在那些年就跟日出一样，一成不变，日日天天。
他身体很好，那时该有七十多岁了吧，但还是把自己当整劳力顶着；脾气也挺好，有点老顽童的样子，没事的时候还来我家玩。
我印象里，那些年他就是卖豆腐：夏天豆腐房的闷热、冬天早起的凄冷、卖豆腐时跟大姑娘小媳妇们的调笑、卖完豆腐的心满意足，这些构成了他生活的基调。
回忆他的时候，就像是他永远都是在卖豆腐，这一印象让我对职业或者事业有了一个自己的认识:职业绝不仅是我们谋生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跟我们的躯体并驾齐驱的形式，在实现着我们的一生，维持着内在的和被外人看来的灵魂。
生活其实一直在对我们进行一种敬重的教育，如果我们浮躁，那只是没有坐下来体会而已。
爷爷毕竟不是太阳，年轮里也有好多东西为了出新而阻止一些长久的拥挤。一次他在下地干活的时候出车祸了，伤得很重。几个月后我们再在大街上看到他，他已经拄上拐棍，头发也几乎花白了，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还听说，他查出来有直肠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大便里面很多脓血。
在大街上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在逗引着大家的笑料，有时候还用拐棍佯装去打那些善意地调笑他的那些小年轻，因为不需要干活而清闲下来的缘故，看上去比原来还富态了不少。
我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一种夕阳的花期，随时都可以凋谢过去。但我看到了他的认同，认同一根可以幽默的拐棍，认同一生所要面对的承受，也认同一种该来该去的生命规律。
大约又过了一年多吧，他也不在了。我没亲见他的葬礼，也是在回家的时候听母亲说的，不过这次听说的时候他还没走几日，傍晚的大街上还留着他的笑声呢。
当我走出大门，拖着长长的影子站在夕阳中的大街上，仿佛又听见：“兵唉——来家了，给你娘买地啥好吃的啊？”
仿佛又看见一个孩子般顽皮的老人，拄着拐棍，趿拉着一双磨开了花的布鞋，从东向西像追赶什么一样向夕阳那边走去。
4、
这时节是秋天，初秋里草们还铮绿，树叶也只有那些不太争气或者像诗人一样过分敏感的才落下来。但我知道这些着绿装的生灵们已经开始留恋这世界，开始伤感了，它们知道用不了多少时日，只要一阵阴凉的风，土地就会把交予它们的鲜亮以及灵性收回了。
那时，四爷爷还很壮实，每天一大早就斜背着一个大兜，摔打着鞭子放羊去；那群羊可真多，现在想想差不多得二三十只。四爷爷放羊一出去就是一天，羊吃草的时候，他也不闲着，每天傍晚赶着羊回来的时候，还要背上一大捆草。那捆草很结实，跟座小山一样深深地压到四爷爷的脊背上。
现在当我面对某种压力或者无法承受的坚持的时候，就会想到那捆草，想到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压着，就轻松了不少。
过年的时候四爷爷跟我们晚辈们谈他那几个哥哥，我很清晰地记得他说：“一个一个都走了，这两年也该轮到我了”。那时我还不理解，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老人们因为劳累或者不顺心之后的叹息，不觉得有什么征兆内的实际意义。
四爷爷孩子很多，尤其是儿子多，所以他的活很累，除了种好口粮田，还要照顾好那些羊崽，为他那几个儿子娶媳妇。
可小叔还没结婚，四爷爷就走了。他的走我很突然，就跟突然摔倒了一样。今天我怀疑他那时候肯定是维持着一种过分的支撑，所以他说“这两年”，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在支撑不住——儿子太多、地太多、羊太多、成捆的草也太多。
但这又不符合他们那代人的秉性——能挨！所以我还是以为他那样说是一种跟晚辈的调侃后的巧合。
5、
总之我所见到的，曾经活在我生命里的那茬老人都纷纷落下了，他们纷落之处的组成，就是这阔大世界里我的家乡，就是我泪腺的源头，就是我深情滴落的地方。
活得丰富或者不丰富、多彩或者不多彩的一生都能占据一个年轮，都能占据人生的独特风韵。挑鱼的、放羊的、卖豆腐的，这一切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画卷，还是一种用生活的若干滋味去完成的一种久远的传承。
这场秋杀会很快过去，未来的时节会跟着到来。一茬一茬，像海浪一样起伏，像水那般永远灵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