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l=http://www.123k77.com/][color=#000000]k7娱乐资讯[/color][/url] 作为一部电影，《一九四二》确实不具有那种令人期待的震撼感，但如果有人认为冯小刚是想通过国难题材赚钱，笔者坚决不同意。因为在任何时期苦难都不可能作为一个票房噱头，看电影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种娱乐心态，即使苦难再深刻，也不会有人愿意直面，更何况在此太平盛世之下。所以冯小刚选择此题材是出于一种文化传播者的强烈社会责任。冯导拍摄此片使人想起斯皮尔伯格，因为正是《大白鲨》、《ET》等等娱乐片取得巨大成功后，斯皮尔伯格决定拍一部描写自已犹太民族巨大苦难的影片——《辛德勒名单》，但《辛德勒名单》在票房上的成功绝对超出制片人的预计，这完全要归功于国际级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个人功力。所以可以设想，冯小刚在最为娱乐片导演取得巨大成功后，也想通过一部描述本民族苦难的影片而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此角度讲，不管影片如何，我们都应对冯小刚导演致敬！
影片《一九四二》给笔者印象最深的两句话和一个人物。一句话出于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之口：“国家饥贫，所以要甩包袱。”此话是因为在救灾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政府想把河南的救灾工作丢给日本人，所以要在河南撤军。不管当时的国民党高官有没有说过此话，但他们的实际表现确实把灾民等同于了包袱。中文中的“国”经常与“家”连用，即说明“国”是由千万个“家”的小单元组成，但家最终还是由人组成的，那为什么作为灾民的人就变成了包袱呢？其原因很简单，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从来都没有认为国家与人民之间有什么关系，丰收之年，人民就是压榨的工具，大灾之年，人民当然就成为包袱。第二句话是蒋介石看到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之后所说：“如果此照片在社会公布，我将成为独夫民贼！”此话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即狗吃人、人吃人是否存在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大群众是否知道！其实这背后是一种典型的统治逻辑，即公开重要于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热衷于封堵所谓负面新闻。
而一个人物是指时任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如果我们不看灾民的悲惨生活，仅从官僚角度分析省主席李培基，可以发现其也很敬业。大灾之年能对豪华接待反省，能对军粮提出减免的愿望，能去找到最高领导，能体凉国家的抗日大局，能识破基层的假科技。其实李培基真实地反应了官场的规则，即仅对权力的任命者负责。特别是在与蒋介石单独吃饭时，本想如实汇报河南灾情，但听到如此多大事、急事之时，马上能充分理解领导，做一个为领导分忧的“尽职尽责”的下级，这都是李培基对蒋介石力排众议重用自己的报答。所以在这种畸形的游戏规则之下，尽心尽力的下属同样能害死领导。影片最后特别提及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试想如果没有这么多李培基式“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的忠诚官员，蒋介石也许不会如此快，如此彻底的一败涂地。
没人愿意直面苦难，但这又是一种文化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所以不管是原创的刘震云先生，还是冯小刚导演希望的都是民族苦难不再发生，但不再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对苦难深刻地剖析，并不是忘记。最后，再次谢谢刘震云和冯小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