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100%,#c0504d,#ffc000,1][tr][td] [/td][td][img]http://up1.goumin.com/attachments/photo/0/0/38/9849/2521444.jpg[/img]
他叫乔治·夏勒，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他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在非洲、亚洲、南美洲都开展过动物学研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他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负责人，是第一个受委托在中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展工作的西方科学家。
当然，夏勒还拥有不少“第一”的头衔：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他是第一个被中国政府允许进入羌塘开展研究的西方科学家，他的建议最终促成了羌塘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其间，他第一次将“戒指披肩”沙图什的贸易和中国的藏羚羊联系在一起，藏羚羊被大量盗猎的真相由此揭开。
促成羌塘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1956年，夏勒被邀请到非洲中部的扎伊尔考察大猩猩，这是他从事的第一个海外考察项目。他为大猩猩写作了一本名为《高山大猩猩》的书，向人们揭示出大猩猩的神秘生活。夏勒的野外研究帮助人们改变了对大猩猩的偏见，并使人们认识到，大猩猩是一种具有群体智慧的动物，许多行为与人很相近。
渐渐的，夏勒的研究兴趣也在迅速扩展，在出版了《高山大猩猩》后，夏勒担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直到1966年，这期间，他又成为纽约动物学会的动物学家以及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也转移到其它的动物身上，比如大熊猫。
1980年，夏勒应世界自然资金会的邀请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开始对大熊猫进行行为学研究。工作期间，他进行了细致严谨的田野调查，诚实地揭示出当地熊猫保护工作的问题，为有效地保护大熊猫提出了很多建议。1984年，夏勒成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并由此开始了他在藏北长达十几年的考察。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深入研究了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骆驼、藏野驴等有蹄类动物，他的言传身教和科学方法也为中国培养了年轻一代的野外研究人员。
在对藏羚羊研究过程中，他首先把藏羚羊数量急剧减少与绒毛贸易相联系，使沙图什背后的血腥公布于众。在1990年代之前，从事沙图什贸易的商人一直向欧美消费者宣扬，制造沙图什的原料来自北山羊、野山羊、家山羊，甚至西伯利亚鹅的羽绒，以掩盖沙图什背后对藏羚羊血腥的屠杀。1992年，夏勒在历经两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向人们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制造沙图什的唯一原料就是藏羚羊的羊绒，采集这种绒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将藏羚羊杀死。由于沙图什贸易，近90％的藏羚羊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消失了。夏勒的努力促使欧美世界禁止血腥贪婪的沙图什贸易，推动了对藏羚羊的保护。
“我希望为动物撰写自传”
事实上，人类目前所了解到的自然界只是冰山一角——在地球预计有的5000万种生物当中，只有不足200万被人类所认知。“我们可能忽视了很多物种的消失所带来的影响”，在夏勒看来，这种消失会带来某种多米诺效应，威胁甚至阻碍依赖于它们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存。“即使一些看上去用途不大的生物也值得保护，给未来提供一种开放式的选择。”他认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如同是建一堵墙，缺失一两块砖看似不要紧，但整堵墙的稳定，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
“我希望为动物撰写自传。这是理解、认知和保护他们的第一步。”夏勒说。
《雪豹》一书的作者，彼得·马修森所描述的夏勒，似乎是一位和21世纪格格不入、更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
夏勒也感慨说:“我想我晚生了150年。”他憧憬的是达尔文、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以及阿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英国生物学家，因创作“自然选择”理论而闻名)的时代。“我想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徒步或者坐着大篷车到处走、观察、感知，这多么让人愉快啊。”
“当然，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曾经有一次，在青海可可西里，夏勒和同伴乘坐的三辆越野车陷在泥里，没办法拔出来。最终只好放弃，三个人背着行李在无人区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去往拉萨的公路。“这也很有意思，你要知道，在一个金属盒子感受不到周围。只有步行的时候，才可以看、闻、听，很艰苦，也受益匪浅。”
夏勒坦言:“做科研是很有意思的，但做动物保护很难，因为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和道德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尽管很难，他还是要做下去，并且要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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